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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 第一节……(《朝阳通史》)

发布时间:2019-10-10    阅读:67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

 

战国秦汉时期是朝阳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华夏(汉)族势力大举进入并管控朝阳地区,在郡县制全面实行、特别是秦汉帝国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朝阳地区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篇章。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民族关系

 

朝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历来是生产生活形态各异、风俗文化特色鲜明的诸多民族交往融合之处。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以华夏、东夷诸族团为代表的各方势力即在此交流碰撞,为后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为解救燕国、建立霸权而远征山戎、孤竹等族。而战国中后期以降,随着七雄之一的燕国势力的日渐强大,尤其是之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朝阳地区的民族关系开始经历巨变。

一、燕国东进与东胡却地

至迟从战国中期开始,东胡成为东北地区势力最为雄厚的部落联盟。著名民族史学家林幹先生认为,“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在与燕国政权的关系中,东胡处于优势地位,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国大将秦开曾“为质于胡”,即以人质身份活动于东胡部族之中。但是不久之后,燕国与东胡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据说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燕将秦开击破东胡是东北地区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分析说:“司马迁说赵筑长城之后,秦开破走东胡,燕亦筑长城。案《史记》世家赵取九原筑长城在周赧王五十六年,燕昭王十三年,公元前二九九年。看来燕长城的建筑至迟也不过在此后的三、五年之内。”依照李先生的判断,朝阳地区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初既已纳入中原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在燕国所设置的北方五郡中,朝阳地区大体相当于辽西郡中西部和右北平郡东部一带。

为了巩固对于新占领区的统治,燕国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包括修筑“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还包括推行全面的郡县制统治管理模式。关于这段历史,传世文献中并未有更加详细的记载,不过,随着上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东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绵延数百公里的燕长城遗址、数量众多的战国时期城址、遗址以及墓葬被发现、发掘。这些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为人们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燕国统治时期,包括朝阳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域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详见本章其他各节)。而战败退却的东胡人应主要生活于“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边塞之外。

 

2-1 战国时期朝阳地域图

二、汉族帝国与匈奴左方的拉锯战

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发生的燕国与东胡大联盟的战争中,东胡战败且“却千余里”,但整个联盟却并未遭受致命打击,而是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势力。《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秦帝国派大军“北击胡”并修缮“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长城之后,说“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不过,随着另一支民族势力的迅速崛起,北方民族形势又一次发生巨变。

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区的最重要的民族之一。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部落联盟开始形成发展,不过,此时的匈奴民族势力并不强盛。秦朝末年,中原局势动荡,匈奴强大起来,即所谓“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为能够与东胡等北方强族抗衡的民族势力。在当时的匈奴与东胡民族关系中,东胡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匈奴较为轻视。据记载,东胡曾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向冒顿索要千里马与阏氏,冒顿应允。“东胡王愈益骄”,派遣使者向匈奴索要土地。冒顿大怒,“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此后,匈奴向西“击走月氏”,又兼并了活动在今内蒙古中南部及晋陕北部的一些民族,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的奴隶制国家。

对于这个疆土广阔的国家,匈奴人采取了分部而治的方法,“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上文有言,朝阳地区大体相当于燕国所设辽西郡中西部和右北平郡东部一带。秦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朝阳地区与当时的政区对应关系大体不变。“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的记载说明,匈奴国家建立后,其“左方”与今朝阳地区所在之辽西、右北平郡北南为邻。林幹先生在其所著《匈奴通史》一书中,研究了匈奴各部诸王的驻牧地所在,认为“姑夕王的驻牧地可能在今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锡林郭勒盟一带。这一带是匈奴左地”,“今内蒙古锡盟一带,在公元前58年前后,曾是匈奴东边姑夕王的驻牧地,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变迁后,转为左伊秩訾王的管领地。林先生所说诸盟,正当今日内蒙古东南部通辽、赤峰等地,与朝阳地区间地缘关系密切。

汉高祖刘邦自“白登之围”后,采用和亲政策维护帝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此后直至汉武帝刘彻统治前期,匈奴势力强盛,不时对汉帝国北方边郡发动进攻,掳掠人口与财物。其中,有可能涉及今朝阳地区的事件主要有:

 

(高祖时)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

(元狩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随着帝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统治者大力发展军队建设,以往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逐渐被主动进攻政策所取代。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青坡道”条引《冀州图》,说到“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的三条道路,其中“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 。这条“出师北伐”的重要道路经过辽西、右北平郡地,今朝阳地区很可能便是其组成路段之一。史籍中明确记载了武帝时期,汉军途径右北平郡地出击匈奴的事件。

 

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

(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

 

而朝阳地区很可能见证了这两次重大军事行动。

汉朝取得对匈奴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例如,在东方战线上,“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而匈奴国家格局随之发生变化,元封六年(前105)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左方”由“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西迁而“兵直云中”,说明包括今朝阳地区在内的“上谷以往(东)”的右北平、辽西等郡,持续多年的紧张的民族关系渐趋缓和。

汉宣帝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匈关系步入和平交往阶段,据记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较为富足,今朝阳地区自不例外。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朝阳市以南13公里的袁台子发现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西汉墓葬分为四期,对应年代依次是文帝以前,文景时期,武帝后期至昭、宣帝之间,西汉晚期至王莽以前。“从随葬品数量看,第四期比起第一、二、三期墓遗物数量增多,出现灶、樽、盆、盂等器物。……货币数量增多……”第四期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增多,正能够说明朝阳地区在西汉中后期边疆和谐的背景下,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历史情况。

王莽新朝统治时期,由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而导致北方民族关系再度紧张。“(乌桓)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代郡以东”之“五郡”应包括今朝阳地区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当时的凌源县城西南4公里安杖子村一带、大凌河南岸平坦台地上,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发掘所见遗迹及所获遗物分别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时代和西汉时期,而没有晚于西汉时期的文化遗存。虽然学界关于该城所对应的具体历史称谓尚存分歧,但均一致认为其为西汉右北平郡属县无疑。其中,西区T12石子路南侧发现人头坑一处,坑内共有头骨27个,均为男性且以青壮年为多,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古城废弃时,社会巨变中的悲剧”。由于该城使用的年代下限即为西汉时期(按:新莽和东汉初期的遗址、遗物特征,不易与西汉晚期加以区分),推测人头坑的出现和城邑的废弃应该是上文所述,民族战争背景下“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的一个历史见证。

 

 

 

 

 

 

2-2 朝阳凌源安杖子古城址远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莽至东汉初期北方长城沿线东部地区的民族纷争中,乌桓成为与匈奴联合的一支重要民族势力。实际上,当时的匈奴“左方”已向西收缩至代、雁门、云中等郡(约当今冀西北、晋北、内蒙古中南部)以北地区,在东部“五郡”塞外,乌桓应该是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北方民族。正是在此背景下,东汉时期朝阳地区的民族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三、乌桓附汉与鲜卑南下

乌桓,也称作“乌丸”,《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均视其为东胡后裔。史载,“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关于东胡灭国后乌桓人的活动地区,马长寿先生认为“本据在今西拉木伦河的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 ,林幹先生持类似观点,认为“乌桓一支便就近逃至老哈河以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之后又“转向西北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 。可见,乌桓人最初应当在今朝阳地区以北不远处的长城塞外活动。

在匈奴奴隶制国家强盛时期,乌桓处于臣属地位,受到匈奴奴隶主的剥削、压榨,所谓“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而随着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乌桓社会迎来了巨变。“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关于“五郡塞外”的地理范围,马长寿先生以为“即指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际上,马先生的判断过于偏南。随着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成果的不断累积,东北、河北等地区燕秦汉长城的分布与走向日趋明朗。仅就今朝阳地区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而言,便分布有大体上呈南北并行、东西走向的三条长城防线,其中位置最靠北的一条长城防线(学界多名之“外线长城”)大致经过今赤峰市北部、敖汉旗北部、库伦旗南部、彰武北部等地(详见本章第二节)。也就是说,乌桓此次南迁很可能并未进入今老哈河上游和大、小凌河流域,即未进入今朝阳地区。即便如此,乌桓与汉族帝国之间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交流也较之以往更加密切。

新莽时期,汉族帝国与乌桓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此后,乌桓与匈奴时常联合进攻右北平、辽西等“五郡”地区,给汉地造成重大损失。

不过,乌桓与匈奴之间同样存在矛盾。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面对北方民族形势的突变,东汉帝国主动向乌桓示好,“以币帛赂乌桓”,不久,“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可能是出于对先人(东胡)故地的眷恋,更有可能是为了获取长城边塞之内丰富的物质资源,乌桓首领向东汉帝国提出了“愿留宿卫”的请求。对此,东汉统治者做出了影响帝国日后发展的重大决策,改变了前代以长城鄣塞做为民族活动界线的传统边疆政策,“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而为了有效地管控乌桓等北方民族,帝国在上谷郡宁城(今张家口万全)恢复设置护乌桓校尉,负责管理赏赐、质子、互市等事宜。

“缘边诸郡”包括右北平、辽西,意即乌桓回归包括今朝阳地区在内的先人故土。此时,东汉帝国对于朝阳地区的掌控能力已远不如秦、西汉时期,长城防线多已失去实际意义,众多的城邑被废弃,大量民众逃亡内地。但若换位思考,这样的局面却恰恰为乌桓民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空间与更为丰富的资源。

“及明、章、和三世”,南迁塞内的乌桓族众“皆保塞无事”。虽然自汉安帝至桓帝时期,乌桓不时与汉帝国发生战争,但从史书记载来看,皆未涉及右北平、辽西郡地。也就是说,自东汉初期直至后期的百余年中,汉族与乌桓民族在今朝阳地区大体上保持着平稳关系,这无疑有利于乌桓民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汉族与乌桓民族关系的相对稳定,并不代表朝阳地区整体民族形势的平和,因为另一支东胡后裔——鲜卑——的南下为这里带来了战争的阴霾。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至于“鲜卑山”所在,马长寿先生依据清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的相关考定,认为“此山在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与其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一百四十里之乌桓山遥远相应”。另有学者认为,后世所谓“东部鲜卑”即为此鲜卑部族的一支,其最初居住地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在此,我们没有必要探讨鲜卑民族源流,只需明确一点,即东汉之前,由于汉族帝国与鲜卑民族之间有乌桓相隔,双方基本没有任何交往与了解。

这种局面在东汉初期发生了改变。据记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此后,汉帝国与鲜卑之间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约略同时,乌桓附汉,被允许生活在长城边塞以南的“缘边诸郡”。这给原本活动于更为偏远地区的鲜卑人带来了发展的良机,他们也开始了大举南下的历程,其中一些部族抵达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老哈河中下游一带,已经十分接近今朝阳地区。

然而,汉帝国对乌桓敞开的长城边塞却成为鲜卑人南下的界线。如何获取塞内丰富的物质资源,成为鲜卑民族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在东汉前期的帝国北方边疆地区,活跃着一些敌对状态的游牧部族,如北匈奴、渔阳赤山乌桓等。对此,帝国以利禄为诱饵,促成塞外的鲜卑人对这些部族的攻击,即所谓“以夷制夷”。鲜卑人战功卓著,时常受到帝国的封赏,据说“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不过,汉明帝、章帝时期,北方边疆民族形势渐趋平稳,鲜卑很难继续通过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而获得塞内的丰富资源。与此同时,鲜卑民族共同体也在迅速壮大,北匈奴战败西迁后,“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这意味着鲜卑人对于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在富庶的长城边塞以南,开始了对帝国边郡的武装攻掠。今朝阳地区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成为其重点攻掠对象。见于史籍者主要有:

 

(和帝永元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

(永元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安帝元初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

(灵帝熹平六年)冬,鲜卑寇辽西。

 

在史籍中虽然可见诸如“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綵缯各有差”等汉族与鲜卑之间友好交往的记载,但是纵观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双方之间的对抗与战争则少有停歇。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之后,“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英雄领袖和初步完善的政权组织,有利于鲜卑人对于帝国边郡的攻掠,“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汉灵帝光和年间,鲜卑首领檀石槐去世,鲜卑部落联盟因内部分裂而暂时衰落,对于帝国边郡的寇掠力度明显下降。

四、乌桓的强大与汉廷的北征

鲜卑与汉帝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事,为乌桓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乌桓因被允许生活于长城边塞之内,自然与汉帝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过从关系。例如,汉安帝元初四年(117),“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众王、侯、长,赐綵缯各有差”。不过,乌桓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绝对牢固,某些乌桓部族甚至会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寇掠帝国的边郡。例如,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无论是跟随汉朝军队作战,还是协同其他民族入寇,乌桓都获得了不少既得利益,为其日后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东汉末年,生活在幽州边郡内的乌桓强大起来。史书记载,“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而在鲜卑首领檀石槐去世、部落联盟分裂之后,幽州乌桓遂成为北方一股强劲的民族势力。中平四年(187),“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虽然帝国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募胡斩纯首”而“北州乃定”,但是乌桓之崛起已势不可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朝阳地区(柳城)在乌桓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乌桓部落联盟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局面的形成取决于辽西乌桓的异军突起。“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小,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后楼班大,峭王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多画计策”。蹋顿是乌桓民族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有武略”且“多画计策”,在乌桓各部内树立起威信,“众皆从其教令”。蹋顿亦深谙外交强援之道,与实力雄厚的汉族大军阀袁绍“和亲”、结盟,为乌桓民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注入强劲推力。

随后,中原地区爆发了曹操与袁绍势力集团之间争夺北方地区统治权的大战。袁氏战败,袁绍抑郁而终,袁氏残余势力根本无法与曹操抗衡,“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乌桓与袁氏残余的联合,又一次促使北方民族势力卷入中原军阀的混战之中。据说,“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当时,曹操业已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为了彻底解决南下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曹操决定先行北上踏平袁氏残余,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北征乌桓的事件。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三郡乌丸。史载:

 

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

 

同书《田畴传》亦记载该事件。

 

(畴)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禽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

 

同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也对此事有所交代。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虏阵,抑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阵斩蹋顿首,死者被野。……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曹操北征乌桓采取麻痹敌人、出其不意的战术,而进军路线的选择对北征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奔逐北,至柳城”、“引兵自柳城还”等记载看,“柳城”是曹军北征的终极目标。而战前曹军的集结地在燕山南麓的无终(今天津蓟县境)。曹军由无终出奇兵、“堑山堙谷”数百里进抵柳城,无论取道何处,其间必定要经过今朝阳地区。这涉及到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交通和历史地理情况,也涉及到一代枭雄曹操在朝阳地区的历史行迹,具体内容将在本章其他各节加以详谈。

五、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与北方民族交融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民族关系可谓当时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先是有战国时期燕国与东胡的战争,之后是秦末汉初匈奴的强大和汉匈之间长期的拉锯战,在汉宣帝以来数十年的安定繁荣局面之后,接着便是新莽至东汉初期北方边疆的大动荡,匈奴、乌桓、鲜卑等族大肆寇掠导致朝阳地区汉族社会的衰败;后来又有乌桓内附和鲜卑南下,东汉前期的朝阳再次迎来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然而自汉和帝时期直至东汉末年,朝阳地区再度陷入民族战火之中,先有塞外鲜卑族延续近百年的南下寇掠,紧接着又有塞内乌桓族的强大及其与汉族军阀势力的联合,而在曹操北征乌桓之后,朝阳地区的民族关系方又一次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

纵观战国秦汉时期五、六百年间朝阳的民族关系,各族之间绝对的和平交往不过百年左右,相互间的冲突碰撞似乎成为主旋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这一时期朝阳地区的民族碰撞同样促进并且加深了各族之间的交往,为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彼此间的融合、特别是后世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民族交融主要表现在各族人口流动和随之发生的民族文化交流两方面。战国秦汉时期,今朝阳所处之右北平、辽西郡地便经历着上述两种情况。

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最大的特点便是双向性。一方面,华夏(汉)族人口、物资流向其他民族。例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族通过寇掠获得华夏(汉)族人口与物资,其中以东汉末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为鲜明代表。此乃被动的流入。

与此同时,华夏(汉)族人口、物资还能主动流入其他民族。比如,汉灵帝时,对于鲜卑频繁入寇,蔡邕曾说:“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这说明在社会动荡、“关禁不严”时,帝国的人员、物资经常流向民族地区。前文说到张纯、袁氏残余逃入乌桓也属于这类情况。另外,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的赏赐也属于此种流动方式。例如,汉光武帝“以币帛赂乌桓”,乌桓入塞后朝廷又“给其衣食”。东汉末年,“(袁)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

另一方面,北方各族人口、物资也流入中原政权的边郡乃至内地。其中的人口流动包括主动归附与被动安置两种方式。例如:

 

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物资流动则主要通过“朝贡”的途径。“(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鲜卑“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 

此外,各族之间物资流动最为普遍、最为常态化的方式便是关市贸易。中原政权与北方边疆民族之间历来保持着频繁的关贸活动,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游牧民族得到粮食、布帛、奢侈品等内地产品,农耕民族则获取牲畜、毛皮等物。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边疆的关市贸易十分普遍朝阳地区自然包括在内。

上述内容主要是运用传世文献,对与朝阳地区相关的民族交融情况的介绍。实际上,利用考古学的有关成果,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说明朝阳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北方民族交融历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早在原始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包括朝阳在内的辽西地区便频繁上演着诸多民族或族团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详见本书第一章有关各节)。而在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民族共处和文化交流继续进行。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朝阳袁台子发掘了一批数量众多的西周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战国、西汉时期的墓葬所占比例最大,分别被归为丁类墓(战国早、中、晚期)、戊类墓(战国中、晚期)和辛类墓(西汉)。这批墓葬多以“头北足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然而亦存在少数葬俗不同者。例如,M5“属于战国土坑竖穴墓”,“头南足北”。M14“属于戊类墓三期”,“头南足北”。M32、M59、M70、M74、M114均“属于汉墓三期”,“头南足北”。M38“属于汉墓”,虽然“头北足南”但却是“单人侧身屈肢葬”。M52“属于汉墓一期”,“头东足西”。M92“属于汉墓二期”,虽然“头北足南”但也是“单人侧身屈肢葬”。XM1“属于汉墓四期”,“长方形砖室墓”,“墓底铺不规整石板”。XM6“属于汉墓”,虽然“头北足南”却为“石板墓”且“未见葬具”。XM7“属于汉墓四期”,“石椁木棺墓”。XM10“属于汉墓四期”,从平面图看,墓主人“头东足西”。XM15“属于汉墓”,“头东足西”。头向、体位等葬式和葬具的选材用料,很可能体现出墓主人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同一片墓地、乃至埋葬年代相近的同一期墓葬中,出现葬式、葬具等截然不同的情况,应该能够证明当时当地的社会群体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所构成的。虽然不能排除这些葬式、葬具与墓地主体风貌迥异的墓葬之主人来自中原内地的可能性,但是也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异族人群的可能性,而且从战国、西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些。

有学者业已注意到了朝阳地区汉代墓葬的上述葬俗差异,总结说:

 

十二台营子附近的汉墓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如铜镜、带钩、铜印都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汉代遗物。由于地域上的接近,这里所介绍的遗物,尤其是陶器与河北地区更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就目前发现的朝阳境内汉墓来讲,尤其在十二台营子附近,主要以土坑竖穴墓为主,也有少量砖室的,象腰而营子砖厂85M1墓底及墓顶均铺一层卵石,徐台子以石片垒砌墓室这样的结构还极少见,棺上置放器物,陶罐口盖以石片,这种葬俗在其它汉墓中也是不曾见过的。……揭示不同葬俗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所谓“不同葬俗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应该与汉代朝阳地区的移民、民族交融等内容有关。而与葬式、葬具相比,所谓“棺上置放器物,陶罐口盖以石片”之类的更为微观具体的“葬俗”,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体现相关墓葬中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的信息。相关内容将在本章第三节加以详述。

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不仅是各民族直接交往融合的舞台,还在当时的北方民族交融中发挥着间接的促进作用。此时,连接中原与东北的重要交通系统——辽西走廊——已日臻完备,朝阳在其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枢纽作用。朝阳以北乃内蒙古东南部的广阔草原,是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朝阳以南为燕山南麓平原地区,属于典型的汉文化土壤。不过,在上述两个地区均发现了特色鲜明的异族文化遗存。这种现象所映射出的民族人口与物质文化的流动,或多或少地与处于走廊之地的朝阳相关,进而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在北方民族交融中所发挥的重要的桥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辽宁西丰、内蒙古巴林左旗、科右中旗、科左后旗等地发现汉魏北方游牧民族遗址和墓葬。其中出土的陶器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粗糙的手制夹砂陶,一类是精细的轮制灰陶。对此,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在内蒙古地区一般认为是非汉人墓葬或住址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制陶工艺……同一人群遗存中制陶工艺方面,表现出相距甚远的两个技术发达水平,而且是两种技艺传统……应是有熟悉这种生产技术的人口在北方当地生产的” 。掌握先进轮制法的人口很可能是由塞内流入的汉人。以上遗址、墓葬多位于朝阳东北、北方的燕秦汉长城塞外,这些人很可能经由朝阳所在的辽西走廊出塞。西岔沟西汉早中期游牧族墓群曾出土大量汉族文物,如弦纹陶壶、绳纹陶罐、灰陶豆,木柄长剑、带镡和带玉琫的剑、刻有汉字的铜矛、汉式铜镞,变形蟠螭纹、草叶纹、星云、日光、四禽四螭纹铜镜等。这很可能是以战争或关市等方式得自塞内汉族,朝阳地区也许是其出塞通道之一。

位于朝阳以南的今河北东部典型汉墓也曾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征的文物。如,抚宁邴各庄汉墓出土饰物多件,包括金银手镯、玛瑙粒、绿松石串饰等,另有两件陶俑,跪式,高鼻深目。迁安于家村汉墓出土两件庖厨俑,跪姿,粗眉大眼,大鼻。玉田大李庄汉墓出土两件侈口舌唇陶壶,属于早期东部鲜卑典型陶器。滦县塔坨乡甚至发现具有游牧民族文化性质的墓群,出土把杯、金制马形嵌件、金花、金泡、石珠等典型文物。这些文物可能是汉人通过关市贸易获得的;“高鼻深目”、“大鼻”、“粗眉大眼”的跪姿陶俑可能是汉人以胡人为家仆的反映,游牧民族墓群则直接反映较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迁徙。这些游牧族人口、物资的流入或许也与朝阳所在的辽西走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