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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人物(《朝阳通史》第一章)

发布时间:2019-09-16    阅读:57

第六节  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人物

 

一、红山文化与黄帝、颛顼传说

考古发掘证明,红山文化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珍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此高度发达、辉煌灿烂的文化究竟是由谁创造的呢?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一是女娲说,认为红山文化其绝对年代约当传说中之三皇五帝时代。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裸体女神雕塑与传说中的女娲身份、时代相吻合,红山文化与传说的女蜗时代相关。二是黄帝说,田昌五、苏秉琦先生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在红山文化区域内。三是颛顼、帝喾说,认为颛顼、帝喾主要活动在北方,且红山文化有着发达的宗教,与颛顼有关。四是炎帝说,认为红山文化祭祀女神是炎帝族的文化。

按中国古史传说系统,在夏朝以前是传说的“五帝”时期,即一般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人们往往把“五帝”的传说视为神话,并不承认他们的历史真实性。但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五帝”历史的真实性不断凸显。对于“五帝”的理解,不应简单地对应为某一个具体的人,而应视为一个部族,也不能将一个古老的部族的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活动只归为一个人或一代人。“五帝”部族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因此我们所说的“五帝”,是指某一部族,而黄帝、颛顼等只是这个部族的代号而已。基于这种看法,学界有人将红山文化与五帝前期联系起来。比较诸种说法,我们倾向于红山文化属于“五帝”时代前期即黄帝和颛顼部族的考古学文化的看法。

红山文化属于黄帝和颛顼部族时期的文化,可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呈现出某些文化因素来加以说明:

从时间上看,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体相当。从文化分布区域看,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与北方的红山文化形成三角关系。一般把仰韶文化视为炎帝部落集团文化,大汶口文化视为蚩尤部落集团文化。在距今5500-5000年,以牛河梁遗址为标志的红山文化达到其最辉煌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五帝”时代的前期。这一时期,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不断交流、撞击,尤其是与仰韶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约在这一时期,黄帝部族曾与炎帝、蚩尤部族先后激战于阪泉、逐鹿之野。这两次战役都发生在北方,阪泉、逐鹿正是红山文化南下和仰韶文化北上的南北文化交接点,苏秉琦先生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遇、碰撞比喻为“华山玫瑰燕山龙”的交融,黄帝文化因此进入中原。考古资料显示,冀北桑干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上叠压有红山文化层,这表明桑干河流域一带的仰韶文化被红山文化所取代,这很可能是黄帝战胜炎帝的结果。黄帝部族胜利后,进一步南下西移,距今约4200年的山西太原光社文化的典型器物三足陶鬲与红山文化的三足陶罐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从时间和地点看,黄帝部族活动与红山文化有交集。苏秉琦先生认为:“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只有红山文化才能最有力地解释为何阪泉、逐鹿之战都在北方,而不必像一些学者那样将阪泉、逐鹿的地望南移而把黄帝部族与炎帝、蚩尤部族的战争说成是东西战争。黄帝部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和炎帝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北方游牧狩猎部族与中原农耕畜牧部族的文化冲突。“有关黄帝的记载,不少都与北方地区有关,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的交汇有关,其时空框架与红山文化和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冀北地区的接触相吻合,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以黄帝为主的五帝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 

在文化因素上,还可以找到诸多与黄帝部族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先说与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现象。

使用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甚至有学者据此提出中国应当存在玉器时代。红山文化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时代,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玉器,这些玉器不是生产用具,而是精神观念的象征。《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年楚国风胡子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玉亦神物,玉不仅用来做兵器(权力的象征),而且制成玉龙用于陪葬。从红山文化使用玉器来看,黄帝文化与玉器时代相对应,此其一也;史载黄帝龙体,《史记·天官书》曰:“轩辕,黄龙体。”《集解》注引孟康曰:“形如腾龙。”黄帝时代“死而龙藏”,在前红山文化查海遗址中发现有龙形石堆,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龙种类、形象繁多,如勾云形玉佩、碧玉C型龙等玉器等,都充分说明红山文化“死而龙藏”的龙崇拜。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岛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朝阳牛河梁遗址的玉龙,红山文化的玉龙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说明红山文化区是龙的发源地。在凌源田家沟遗址出土有蛇形龙玉器珥蛇(即龙的原型),据报道,墓M9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右耳部随葬蛇形玉坠1件。“珥蛇”,即“以蛇贯耳”,珥蛇是具有超自然的神异能量的标志物,古人以珥蛇来通神黄帝的后代禺虢、禺京都有珥蛇的特征,“珥蛇”是典型的黄帝部族文化符号此其二也。黄帝部族亦崇拜熊或云。黄帝号有熊氏,以熊为图腾。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战时,曾用罴、貔、貅、虎等参战,这些兽名实际是以兽为图腾的氏族军队,他们和有熊氏组成部族联盟“黄帝”诸族氏的统领和统称,是部族融合后的产物。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和完整的熊下颚骨。“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杜预注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红山文化玉器中玉云形佩多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出土“勾云形玉佩”,玉佩置于墓主胸部最显著的位置,表明“勾云形玉佩”的级别是最高的,无疑这与崇云有关。此其三也。黄帝部族以鼋为族徽,我姬氏出自天鼋。《国语·郑语》:“龙……化为玄鼋”,玄鼋即轩辕。在红山文化胡头沟遗址出土了玉龟,牛河梁和田家沟遗址中也出土了龟形玉器和玉龟壳。在铜器铭文中,亦有天鼋、天兽族徽。郭沫若认为天鼋即轩辕,是黄帝的族徽。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神龟放置于死者的两手部,这除了用龟通神外,也具有族徽的性质。此其四也。史载黄帝部族有鸟崇拜,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有玉鸟。黄帝部族中有人面鸟身者,黄帝战蚩尤不胜,曾拜见“人首鸟形”的神人玄女。这里提到“人首鸟形”的“玄女”,实际上就是指鸟图腾。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石鸟和玉鸟,这说明黄帝部族与红山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此其五。黄帝部族已经懂得采铜冶炼,“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在牛河梁转山高台发现炼铜坩埚片和铜炼渣,可见这里是冶铜遗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四号积石冢85M3发现范制并锻打的铜环一件,位于墓主人的颈部。赤峰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两件用于铸造钩型饰件的方形青铜陶合范。这些都与黄帝部族铸鼎传说相对应,此其六也。传说黄帝妻嫘祖发明了养蚕,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田家沟遗址都出土蚕形玉器,彼此相吻合,此其七也。《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这里的“蛇”即“龙”,红山文化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玉猪(熊)龙”,其身如蛇,是蛇与其它动物的合体,玉龙首尾衔接如环,正“人而蛇身,尾交首上”相合。轩辕之丘为方形,牛河梁祭坛为方形,四蛇(龙)相绕,即崇龙而龙藏,这与红山文化葬俗相合。郭大顺先生说:“这类玉雕(熊)龙除在牛河梁及附近的建平县出土较多外,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和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围场县都有出土,其分布面覆盖了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大部分。”由此可以推断,轩辕国就在辽西,轩辕之丘可能就在红山文化中心区牛河梁遗址所在地。此其八也。

 

1-12 天鼋族徽

 

1-13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出土玉龟

再说与颛顼部族的文化对应现象。

五帝之一的颛顼为黄帝之孙,颛顼部族乃黄帝部族的延续,在文化上也承袭黄帝文化,所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颛顼部族活动于辽西,《魏书·序纪》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世本·帝系》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受封北土的昌意之子应为颛顼,他就活动于红山文化区域内。《山海经》对此有多处记载:

 

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外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大荒北经》)

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海内东经》)

 

 “务隅”、“附禺”、“鲋鱼”均为为“伊虑”的音转,其实一也,指的就是医巫闾山《史记》说颛顼“乘龙而四至,北至于幽陵”。《楚辞》王逸注幽陵为幽州,古幽州东至医巫闾山,这里属于红山文化区。《晋书·慕容廆载记》曰:“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即颛顼之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棘城在营州城东南170,《清一统志》认为“大棘城在义州西北”。有学者考证大棘城今北票市章吉营子乡三官营子遗址此遗址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战国到辽金时期亦曾沿用。颛顼生前活动于辽西一带,即红山文化区内,死后和妻子葬在这里。

红山文化与颛顼部族的文化也有诸多相合。颛顼部族承继黄帝文化,但颛顼时代又是一个转折时期,从社会组织看,颛顼之前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而云名”,“以鸟师而鸟名”,各氏族以图腾命名,组织族众。从颛顼开始,社会组织发生重大变化,其后则“为民师而命以民事”,血缘的氏族图腾制逐渐废弃,而以地域来组织“民事”,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原始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看,已经进入古国阶段,正反映了这一点。

颛顼之际,可以看作是世系由女系过渡到按男系计算的开始。颛顼制定了法律,“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扩大夫权和男尊女卑。在红山文化遗址墓葬中,男女合葬,牛河梁遗址墓葬大小、随葬品有无多少、墓葬位置等充分说明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的变化,产生等级和特权。而“唯玉为葬”表明已经具备了“礼”的雏形,这是社会组织由氏族向更高的社会组织形态转变的体现。考古发掘证明,牛河梁诸遗址明确分出上层积石冢和下层积石冢。“下、上层积石冢相比比较,下层积石冢墓葬现已发现的都为单人葬的土坑墓或立以石板的简单石室墓,周以筒形器群围绕,积以薄碎石层,无明确的石砌冢界,随葬单件陶器,玉器的随葬甚少;而上层积石冢冢体规模扩大、使用石料增大增多,冢的结构趋向复杂,有明确的冢台、冢阶和冢界,随葬玉器数量、种类增多,墓葬之间在规模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简分化等诸多方面,分化明显,特别是各个地点普遍设置了中心大墓。另从尚未经正式发掘的各遗址点采集的陶片看,相当于下层积石冢和第一地点的筒形陶器甚少,而绝大多数遗址点采集到的筒形陶器片都属于上层积石冢,包括牛河梁以外发掘的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以及敖汉旗草帽山遗址,说明积石冢的数量与分布面是在晚期急速增加的,也表明从下层积石冢到上层积石冢,其间在文化内涵和社会变革方面曾产生过突变。”这是由巫术向礼制的过渡。牛河梁遗址中有单人墓,也有男女夫妻合葬墓。这说明由母系过渡到父系。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过程。证之以颛顼时代的社会变化,正相合也。此其一也。

颛顼进行宗教改革,改变“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皆可祀神,家家有巫史,这不利于部落集团的统一,“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建立新秩序。统一祭祀场所,祭祖先和祀天地神灵合并,由神职人员大巫主持祭祀,沟通人神,实现了“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包含有坛、冢、庙,是一处大型宗教祭祀遗址,东山嘴、牛河梁两处祭祀遗址都独立于居住遗址之外,是作为单纯的祭祀场所而建造,这与文献记载的颛顼宗教改革史事相合。此其二也。

诗书记载轩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所谓“司天”,包括“传天数”,是天文星象历法的重大改革。这时已经产生天圆地方观念,并具体反映在祭祀中。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均是长方形祭坛在北,圆形祭坛在南,与祀天寰丘在南,祀地方丘在北正合。张博泉先生认为,“颛顼之墟”在辽西,红山文化晚期遗迹即是“颛顼之墟”。此其三也。

《山海经·大荒北经》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殡葬焉。爰有久、文贝、离俞、鸾鸟、皇鸟、大物小物。 红山文化墓葬出土有绿松石鸮、双鸮玉佩,即鸱,环形蚌饰,应即文贝。出土的玉凤即鸾鸟、凰鸟等凤类。颛顼的墓葬有“四蛇卫之”,蛇是龙的最重要母型,“蛇”即珥蛇或龙形玉器,这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十分普遍。从颛顼墓的随葬物看,都是具有精神象征的神物,而不是单纯的实用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的随葬物与意义恰与此相同。此其四也。

在牛河梁遗址中,天地阴阳之数与天圆地方观念得到充分的体现。天地阴阳之数源于天圆地方观念,《京氏易传》曰:“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出之所。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入之所,又方者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 汉代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云:“圆,径一而周三;方,径一而周四……故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三恰合圆形的直径与周长之比,因此成为象天之数;四恰合方形的单边长度与周长度之比,适合做象地之数。天三地四分别与圆方之形的计算方法有对应关系。古人以“规”象征圆,以“矩”象征方,以规矩象天法地,将天和地分别称为“大圆”和“大矩”。而天地阴阳之数与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黄帝、颛顼时期。《吕氏春秋·序意》曰:“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国语·周语》说:“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史记·天官书》曰:“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重、黎是颛顼时代人,受颛顼之命进行天文历法和祭祀改革。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祭坛都是三台式建筑,三层台由外向内逐层收缩,框界平面有方形、圆形、前方后圆形等。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四号冢的地上建筑有方有圆,方圆结合,或前方后圆,或方圆依次相叠,基本上是下方上圆。由此可见,红山文化人对三的使用绝非偶然,积石冢和祭坛按“天三地四”设计,又符合“天圆地方”观念。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有内圆外方的礼器如玉琮,在墓冢上排列有上下相通的陶器,这些器物体现着“天圆地方”观念,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天圆地方”同“天三地四”说结合起来,在牛河梁遗址中有着完美的体现。此其五也。

《史记》说颛顼“乘龙而四至”。颛顼的父亲叫韩流,《山海经·海内经》这样描述韩流的容貌“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足”,即头长耳小人脸,猪嘴麟身两腿并连猪脚。这是一个人面猪嘴、鳞身猪腿鱼尾的人、猪、鱼等复合体的“龙”“可以看到,龙一开始就是作为兼具毛虫、羽虫和鳞虫的品格和属性的特殊神灵来到世间的。” 韩流擢首、谨耳豕喙豚足,自然使人联想到红山文化出土的蜷体玉猪龙的形态。颛顼是龙的形象,颛顼部族有龙崇拜。辽西地区是最早产生“龙”崇拜的地方,阜新市查海遗址发现长达l9.7米的石堆龙和龙纹陶片,距今7000-8000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许多龙形玉,体现浓重的龙文化因素。此其六也。

由上可见,珥蛇、尚云、铸鼎、乘龙、佩玉璜这些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中都有突出的体现,而这些因素集中到一起,正构成了古史记载中黄帝的形象。大型坛、冢、庙祭祀遗址、“唯玉为葬”与“通神为礼”、天圆地方观念等与颛顼部族的活动相对应。黄帝、颛顼乃至帝喾,应是同一部族的延续,在部族与文化因素上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和延续性。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说明了黄帝、颛顼五帝前期的文化与红山文化有着惊人的高度吻合,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测红山文化时期黄帝、颛顼部族就活动在辽西,甚至延续到帝喾。可以说,红山文化是黄帝、颛顼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是可信的。

二、伯夷叔齐    

孤竹国在辽西,孤竹国有两个著名“圣贤”人物伯夷叔齐,他们的故事千古流传。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君名初,字子朝的长子和少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人格高度赞赏,结合已有记载将他们的事迹写成《伯夷列传》,并作为列传首篇。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事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兄弟让国。孤竹君子朝在位时,子叔齐为君侯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伯夷。”叔齐并没有继承君位,而是要把君位让给兄长伯夷。伯夷“父命”推辞不受,便隐匿起来。叔齐仍不肯立,也悄悄地逃走不知去向伯夷叔齐先后隐匿,国不可以一日无君,于是国人便拥立子朝二儿继位为君

二是叩马而谏。即位后,孤竹有了新君,一切稳定下来。此时正是商朝末年,商纣王昏庸无道,拒谏饰非,而西伯姬昌(即周文王)敬老尊长,“善养老”,于是决定西投周文王,伯夷、叔齐遂辞孤竹之君,“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左右欲杀二人,被姜太公阻止,曰:“此义人也。”伯夷、叔齐遂离去。

三是不食周粟。商朝灭亡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认为周王以暴易暴,不愿与周合作。今天下暗,殷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周武王以将军之礼“葬于首阳之下

《史记·伯夷列传看,伯夷、叔齐似在武王灭商之后饿死于首阳山但结合其它资料,应当是在周成王初年。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纣王“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而归于周。”可能接受了武王的封赏。后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劝谏,“弃周禄北之”。不食周粟并非不吃周朝的粮食,而是不与周王朝合作,不出仕新政权,也就放弃周的俸禄。《庄子》记载,周王欲给伯夷、叔齐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但遭到二人的拒绝。商亡后,伯夷、叔齐兄弟隐居到首阳山,自食其力。“义不食周粟,谓不仕周而食其禄也,非谓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周成王初年,纣王子武庚叛乱,伯夷、叔齐尚在,武庚曾派人到首阳山联络二人反叛,但他们“此非吾事也”加以拒绝,并没有参加叛周活动。武庚使者诘问他们,“然则今何为?”答曰:“有死耳。”由此看来,武庚派人联络伯夷、叔,说明他们在族居地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武庚叛乱,涉及到商人的同族方国孤竹等,叛乱平息,孤竹臣属周朝,伯夷、叔齐不愿成为周臣,又失去经济来源,遂饿而死。

伯夷、叔齐的故事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精神,即礼让、尚德、求仁、重义。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必须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去苛求古人。伯夷、叔齐所处的时代,远古时代禅让制遗风尚存他们仰慕禅让制,并将礼让视为美德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为了名利不惜出卖良心道义甚至手足相残的野心家相比,他们的名利观要伟大、高尚得多,他们的廉让体现的是一种昭明日月的境界。伯夷、叔齐追求、向往清廉的世界,他们也成“廉”的象征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他们不满昏庸无道的商纣王的统治,不愿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助纣为虐。他们立身清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他们秉持“治则进,乱则退”“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独善其身,他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伯夷、叔齐主张“求仁政和行有道”,反对“以暴易暴”。庄子和《吕氏春秋》都说伯夷、叔齐投奔周王是因为他们认为周王是有道者”。这里的道显然是王道而非霸道,伯夷、叔齐尊崇的是王道和德政,他们对于名利和财富视如粪土,“以暴易暴”持否定态度。当周王欲给他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时,他们认为此非吾所谓道也他们的“道”是“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他们希望用“有道”代替“无道”,不主张暴力革命。他们用道义去衡量评判一切,对最高权威予以否定,从道不从势,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表现出的坚守 “求仁”和“有道”气节他们在面对政治与道德抉择的难题,他们不愿助纣为虐,也不愿臣服“以暴易暴”的周王,他们以死来表达了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节义精神。韩愈《伯夷颂》中评价伯夷、叔齐曰“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

伯夷、叔齐的精神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孔子对伯夷、叔齐倍加赞赏,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伯夷、叔齐的精神因素,伯夷、叔齐的礼让、尚德、求仁、重义构成了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虽然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并不一致,但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夷齐精神一直被传颂、继承,“夷齐双骨已成尘,独有清名日日新”,“同心赖尔表坚贞,遍刻夷齐作志铭。”

三、箕子

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之叔父(有父师之证、太师,庶兄,),他与微子、比干倶为商纣王时期的社稷重臣,并称为“三仁”。箕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柳宗元箕子碑中,评价箕子一生三大业绩“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正蒙难”体现箕子在道与势的激烈冲突中。商纣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重用奸佞阿谀之人,百姓不满,诸侯离心。箕子看到商王朝的危机,面对纣王“淫乱于政”,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道义,敢于直言进谏,“国治身死不恨”。“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尚书·微子篇》中保留了箕子、比干、微子三位贤臣在殷亡前的痛苦抉择。微子投奔周武王,以期延续故国宗祀;比干以死强谏,杀身成仁;箕子“被发详狂而为奴”。箕子遵守君臣之道,面对去就取舍时,他不愿损害商王的形象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他拒不仕周,远适“明夷”,表现出应有的气节和操守箕子隐居而作乐曲《箕子操》,借以抒发自已的苦闷心情。者,言遇葘遭害,因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懾,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法授圣”是说箕子向周武王传授治国大道。周武王“小邦周”打败“大邑商”,为巩固政权和避免重蹈商覆辙,武王虚心向箕子求教治国之道。据史书记载,当时箕子已经逃至辽西“明夷”,后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周,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洪范就是大法,即国家政治文化学说。“《洪范》语道与命,……道者,万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万物莫不听之者也。”《洪范》包含五行、天人感应、王道和社会秩序等思想,内容丰富宏大,体系完整,体现了箕子对天道、人伦深刻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箕子对五行的认识和宇宙观念。箕子继承了远古最基本朴素的五行观念,认为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各有其性,“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五行有序而不相乱,五行之间有差别,又有联系,它们化生万物,演化为多种自然现象。五行演变是自然规律,必须遵守。箕子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其次,箕子的社会结构体系。箕子提出八政,即“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传统国家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八个重要方面,涉及民生、财货、祭祀、手工业、教化、治安、外交和军队等。箕子把社会视为一个综合体,提出综合治理。

第三,箕子天道和人道相适应,历算与社会秩序相结合。箕子也是各天文家,《韩非子·说林上》曰:“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其从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失日”即不知时间日期。箕子强调“五祀”要重时日,要应时,顺应自然次序和规律。“五祀: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先王之举事也,莫不有时,其制物也,莫不有数。有时,故莫敢废;有数,故莫敢逾。”以此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

第四,君道观。箕子亲历家、国沦亡之痛,对于昏君丧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于君主的政治品格尤为重视,他从多方面对君主提出要求。他在强调君主有绝对权威的同时,也提出君主要加强修养,君主在貌、言、视、听、思“五事”上要加强修养。“貌曰恭,言曰,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聪作谋,睿作圣。“人主始于敬身,终通万事,此五事为天下之本也。”君主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强调君主要公平正直毋偏,不要胡作非为,要遵循王道,“皇建其有极……毋偏毋尊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第五,选用贤德之人治政。箕子针对商纣王用人不当,提出贤人政治。他主张不论身份高低,有德有才就要重用。“凡厥庶民,有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凡在平民中,只要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就应该重用他;即使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只要没有什么大错误,也应该宽容他,要使那些有德、有才的人为我所用。

“化及民”是说箕子辽西和后来的朝鲜半岛实行八条之教,德被民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织作“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据张博泉先生考证,箕子的八条之教八大法律:1.杀人者死2.伤人者赔偿3.盗窃者为奴4.男女不能乱搞5.同姓不得结婚6.部落人不许越界7.部落不许仇杀8.生活中要避讳箕子之明夷之路,是名符其实的“诗书之路”。在箕子思想的教化下,朝鲜箕子国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君子国”。

箕子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被称为中国儒学的先驱。同时箕子也是一个诗人。悲愤出诗人,箕子为后世留下了《箕子操》、麦秀之歌等诗篇。箕子逃亡隐居辽西,作《箕子操》,其辞曰:

 

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重复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奈社稷何!

 

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歌》以歌咏之。”其诗曰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狡童即指商纣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麦秀之歌后来成为《诗经·王风·黍离》、《郑风·狡童》二诗的原型,可见箕子诗歌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