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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先秦时期朝阳的文化

发布时间:2019-09-11    阅读:56

第五节  先秦时期朝阳的文化

 

近年来西辽河流域考古成果的不断发现,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先民创造的绚丽多彩的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先秦时期朝阳地区出土文物数量的不断增多,凝聚了这一地区先民在物质生产领域和思想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原始宗教与祭祀文化

原始宗教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其表现形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氏族制度的发展为原始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原始宗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断发掘的原始宗教遗存直观地反映了原始宗教的发展水平。这些原始宗教遗存是当时人们祭祀先祖、祈福免灾留下来的祭祀遗迹。如辽宁朝阳的东山嘴祭坛和牛梁河坛、庙、冢等祭祀遗址的发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东山嘴祭坛遗址的主要部分是一组南北轴线布局的石砌建筑群址,包括北部的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南部的一座小型圆形台址和另外两座较早的圆形台址。基址四边均砌石墙基,圆形台基也是用石片镶砌,是红山文化晚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祭祀遗址,其圆形祭坛遗迹是我国最早的古代祭坛之一。苏秉琦、俞伟超等人认为,东山嘴祭坛的主体建筑有方有圆,祭祀的对象或许是祈求生育和丰收的地母神,或许是祭祀山川,大概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地的原始认识等。张博泉先生认为这是与远古帝王颛顼有关的祀天圜丘和祭地方丘,这一认识可能来自于西拉木伦河流域是传说中的颛顼之墟一说。王震中先生则通过分析古文献中所记载的周社和周礼,认为这是早期的社坛,并且指出这是中国古代崇拜的原生形态。后来田广林先生通过对东山嘴祭坛的实地考察,结合相关典籍的记述,也认为此祭坛与西周以前郊社之礼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性质应该属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社崇拜遗址。并且进一步认为这是一处红山文化先民若干部落共同使用的祭祀天地、祖先、山川等多种神祗的地方。容观夐先生则认为这是北方古代民族祭祀天神、敬奉山川和崇拜生育神灵留下来的宗教遗迹。东山嘴祭坛遗址没有墓葬区,单单出土这么一个石棺墓,当与旁边的祭坛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巫师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的一件双龙首玉璜和一件绿松石鸟形器,应该是墓主人巫师祭祀时持用的法器。东山嘴祭坛遗址出土的一些奇特形状的非实用陶器,如内外绘彩的折腹盖盆、黑陶圈足盆、多层组成的镂孔瓶形器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陶器。另外,在人骨架的胸、腹部覆盖着大块的筒形器,证明墓主人是东山嘴祭坛的专门高级巫师。在东山嘴祭坛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小型孕妇女神雕塑,而且发现了用于供奉仪式的大型女神坐像。在方形祭坛基址内散布着数组圆形石堆,其中,南半部分为一组密排立置的长条石组成的建筑设施。与石堆并存的还有草拌泥质的红烧土块,郭大顺先生认为,这些红烧土块是祭坛上的建筑构件。总之,东山嘴遗址对研究我国原始宗教、建筑和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距离东山嘴50余千米的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地区发掘了“女神庙”大型遗址和积石冢群,整个遗址分布面积达1.2平方千米。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南坡,背靠一个人工砌筑的大型山台,周围被积石冢环绕,是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核心建筑。现存庙内地下部分有仿木的建筑构件、泥塑的人像和熊龙、禽鸟等动物神像,还有具有祭祀功能的彩陶镂孔大器、带盖薰炉等陶器。“女神像”是以与真人比例为主写实的人的塑像作为崇拜的主要对象,反映了对女性祖先崇拜的祭祀内容。女神庙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这里除了供奉女神,还有龙神、鸟神等动物神,反映了以女神为主的群神崇拜,表明当时已经进入祖先崇拜的最高阶段。积石冢,是在墓上封土后再积石,目前牛河梁遗址已经发现积石冢将近20个地点,已成功发掘其中的四个地点。它们都设有中心大墓,如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在山岗顶端的东西长150米、南北宽60米的平台上,设有一个圆形祭坛及东西两侧各有两个积石冢,坛北一冢,形成以祭坛为中心,坛冢结合的布局。另外冢前都有开阔地,有的冢前发现大片与东山嘴遗址类似的红烧土或是由草拌泥土做成的建筑材料残块,有的在冢前置圆形土堆,这些祭祀遗迹都与坛有关。此外积石冢内可见到随葬陶器,大部分为彩陶,其最独特之处是无底部,专家估计这种无底筒形器的功能是以稳固冢顶部砌石为主,同时具有上下贯通的深层含义,而上下贯通是史前人类十分信仰的沟通天地的祭祀内容。

牛河梁女神庙前山坡上共发现三个灰坑,灰坑中的堆积物很有特色。坑中陶器主要是日常的生活用器,牛河梁遗址及其周围地区是红山文化先民的祭祀圣地,在此地并没有发现当时的居住址,这些器物显然是人们有意带入祭祀区的。还有一些器物被故意摔碎,是被丢弃或者作为窖藏器物保留下来,具有不同的性质。灰坑中还有大量经过焚烧的兽骨,并且都是经过敲砸而破碎的大块动物四肢骨骼,这显然是古人有意为之。这些灰坑不是普通遗址中的垃圾或者窖藏坑,应该是与女神的祭祀有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积石冢、祭坛和神庙相结合,是集中反映红山先民宗教信仰的大型遗址群。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反映了当时居民的宗教信仰。朝阳凌源县小城子乡萧杖子遗址,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砌遗迹。该遗迹位于萧杖子村南山坡,北高南低,高度相差25米。东西宽132米,南北进深92米。北端有一平土台,其下有东西向石墙八条,南北向石墙四条,石墙长短不同,高低不等。整体遗迹敞口向西向南,附近采集到的陶器和石器均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遗迹附近的山头上发现了一处敞口向西的由石围墙构成的遗迹,被当地人称为“西圈子”,石墙高1~3米、宽2~4米。遗址东北方有一处由沙砾堆积形成的圆形遗迹,直径7米,高0.3米,应该是先民祭祀用的祭坛,与当时人们的祭祀和原始崇拜有关。

综上,原始宗教遗存中已经出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场所,且祭祀仪式中存在专门用来祭祀的礼器。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划分越来越清晰,开始从家族内祭祀延伸到整个文化的祭祀。此外在祭祀活动中出现了祭司阶层,拥有一定的特权。他们通过祭祀活动,与神沟通交流,体现其与其他民众不同的特权。如葬于积石冢中的少数人拥有玉器,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其他大部分成员则无权力获得玉器等奢侈品。

二、艺术

中国玉器经过了漫长的与石器共存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彻底与石器分化,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进入到崭新的时代。玉器从出现开始, 就是与表现人的思维观念相联系的,玉器被赋予了这种特殊社会功能。

(一)玉文化

东山嘴遗址出土玉器皆为小件,其中以一件双龙玉璜和一件绿松石饰最为精致。双龙首璜形玉饰出土于方形基址南墙中段内侧,淡绿色,长4厘米。璜形,一面雕纹,另外一面无纹饰,中部对穿一孔。绿松石质玉鸮亦出土于方形基址,绿松石质,片状,分两层,宽2.8厘米、高2.4厘米、厚0.4厘米。绿松石面下为一种黑色石皮,黑石皮正中对穿单孔,穿孔法与双龙璜形玉饰相同。朝阳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玉鸮的造型、雕刻技法,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已发掘的同类作品中,都是属于高水平的。

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位于朝阳市凌源县,地处建平、凌源两县交接地带。出土的勾云纹玉饰为长方形,长22.5厘米,宽11.2厘米,厚0.8厘米。中部镂孔透雕,正面制有凹槽云纹,四角突出,圆滑对称。做工精细,由淡青色软玉制成,钻孔技术采用的是原始的程钻法。同时出土的有玉环、玉钺、竹节状玉饰、马蹄形玉箍、玉鸟、猪头玉饰等。如双猪首玉饰,形象逼真,说明猪的题材已经被应用于当时的玉器工艺。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遗物相近,说明时代大致相同。墓葬出土的玉雕器物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先民杰出的原始艺术创造力,对我国玉雕艺术的传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牛河梁文化遗址保留了红山文化时期最为精彩的玉文化,是我国史前两大玉文化中心之一,牛河梁玉器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玉器是积石冢墓葬群的主要随葬品,第二地点1号冢第4号墓的发掘,出土了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类:斜口筒形玉器和玉雕龙。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品有7件玉器,还有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箍、玉镯和玉龟。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随葬有玉凤、玉人、玉箍、绿松石坠饰等。据统计,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共发掘墓葬61座,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只随葬玉器的达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3.9﹪。牛河梁玉器较之前不但增添了多种器形,而且制作工艺更加精湛,玉器造型风格独特,质朴大气,成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玉文化的代表,上古玉器发展到繁盛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有很多共同点,商代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与牛河梁遗址的玉雕龙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玉勾形器更是由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红山文化玉器也对周朝玉器产生了影响,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是牛河梁文化遗址中的典型玉器种类。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玉器的遗址并不多,在出土的玉石制品中,多数为绿松石和玛瑙质,软玉的数量相对较少。辽宁朝阳北票县丰下遗址出土玉牌1件,深绿色,顶部穿单孔,正面两侧刻凹槽。玉璧1件,乳白色,孔略呈桃形。玛瑙珠6件,扁圆形,两面穿孔。绿松石珠10件,扁长形,一面穿孔。可以看到西辽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玉器的雕琢与使用有着较强的继承发展关系。

古人从石中选择出质地、色泽、硬度都适中“温其如玉”的玉石,赋予它以社会化人格化的功能,是需要对玉的特性有很深刻认识的。

玉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便具备了宗教祭祀功能,到西周时形成以玉祭祀的礼仪。玉器作为随葬品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有的还存在被焚烧的痕迹。西辽河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玉文化则是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的玉器大多作为巫师配饰随葬,玉器的宗教价值比较大,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发展。玉器作为最早出现的礼器, 已同中国文明起源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持续不衰。

(二)青铜文化

辽西地区早期阶段的青铜文化以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具代表性,辽西地区青铜文化遗址中,以朝阳地区最具典型。目前朝阳地区发现青铜时代的遗址大小不等、数量繁多,且出土文物种类丰富。

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炼铜炉壁残片。经过专家的检测,炉壁残片的年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围之内。炉壁残片集中堆积,似乎不是原始的冶炼场所。残片大小不一,皆呈弧状,为草拌泥所制,外层呈砖红色,里层为砖青色,里面多粘附黑色炉渣层。大多数残片有一个向内倾斜的小孔,较大者有两个小孔,孔壁无磨损的痕迹。牛河梁冶铜炉残壁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冶铜遗物之一,反映了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炼铜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

辽宁建平烧锅营子大荒1号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虽说墓的结构、葬式、随葬品位置等已经无法得到复原,却出土了一组器物,包括青铜兵器、工具、装饰品等38件。如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1件,铜锤1件,铜扣19件,花式联珠形铜饰1件,管状铜箍1件。尤其是匕首式青铜短剑,形制与北京昌平白浮木椁墓几乎完全一致,其年代上限可能早到西周早期。

建平水泉城子7701号墓文化堆积可分为三层:上层属于战国层;中层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层;下层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层。此墓随葬一组青铜兵器、工具、装饰品及石、骨器等,共64件。曲刃銎柄式青铜短剑1件,铜镞1件,铜刀1件,铜斧1件,铜凿1件,铜锤1件,铜镜形饰1件,铜泡16件,铜扣2件,双尾形铜饰1件,连珠形铜饰26枚。水泉城子7801号墓仅收集到墓中的一组3件青铜器物,这三件器物的形制与7701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曲刃銎柄式青铜短剑1件,铜刀1件,铜镜形饰1件。水泉城子7701号墓的年代最早约为西周中期前后,最晚不会晚于西周晚期,7801号墓的年代与7701号相同。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的喇嘛洞村西北坡上。随葬的器物有青铜短剑1件。剑身宽阔,中间有柱状脊与径相连接,脊中部还有隆起的脊凸,前锋尖锐,叶刃为二度弧曲。通长28.2厘米、残径长2.7厘米、宽4厘米。随着青铜短剑的出土,还出土了铜斧1件、铜凿1件,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品等。喇嘛洞墓地的规模较小,出土的器物也不多,但属正式发掘的墓葬群,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新资料。尤其是青铜短剑的出土,促进了东北系青铜短剑的研究。

魏营子文化最早发现于辽宁省朝阳县前魏营子村。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来自于窖藏及墓葬,种类较多,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铜器分为两种风格,一类体现了中原特点,代表性器物有铜鼎、铜甗、铜簋、铜壶、铜鬲、铜盘等礼器和銮铃、铜泡等车马器。这些主要出自窖藏,有的也来自墓葬。另外一类体现了地方特色,代表性器物主要有铜器盖、带嘴钵形器、铜镜等生活用具,短茎式曲刃剑、齿柄刀、銎内喙戈、管銎战斧、环首等武器及耳环和金臂钏等装饰品。这一类出土的铜器主要来自于窖藏和墓葬。

1955年,在喀左县马厂沟出土了一件高24厘米、口径34厘米的铜盂,腹内壁铸有“匽侯”的铭文,又称“燕侯铭铜盂”。据考证,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器物,其中“匽侯”就是后来文献记载中的“燕侯”。1973年和1974年,又在马厂沟附近的北洞村和山湾子村发现三批青铜器群。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二号坑出土的一件方鼎,鼎内刻有“”的铭文。与从殷墟出土的商晚期“司母辛”大鼎相比较,大小虽不同,但造型、纹饰等极其相似,可以判断这是商代晚期的器物,且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喀左县北洞的青铜器是辽宁地区关于殷代青铜器的重大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这几批窖藏青铜器的饕餮纹、夔龙纹、圆涡纹等主题花纹和多数器物的造型,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初年的同类器物相似。喀左县是东北地区出土商周礼器的主要地区之一,这是因为古代大凌河起着交通要道的作用,是联结中原和东北的纽带。如北洞龙凤纹罍的造型、纹饰、铸工之精妙,在周初器物中实属罕见。罍上的卷体夔纹,是周初器物上具有创新和独特意义的主题纹饰。四川彭县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也曾出土了与北洞罍非常相像的盘龙罍。由此说明,早在商周时期中原的文化已经进入到朝阳地区,对朝阳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从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炼铜炉壁残片来看,我国西辽河流域的冶铜技术可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并且开始了向青铜文化演进的漫长过程。到了商末周初时期,发现了以魏营子文化为典型的窖藏青铜器和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青铜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从商周时期到战国,辽宁朝阳地区开始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铸造业。期间青铜器数量大量增加,制作精美,精彩纷呈,从朝阳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均可以得到佐证。被视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青铜铸造业是相当发达的,尤其以青铜兵器的铸造最为突出。这对研究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青铜短剑的种类、分布特点和发展规律,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考古发现来看,朝阳地区的青铜文化体现着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特点。

蛇是山戎文化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山戎文化中有关蛇纹饰的物件,皆以写实和变形相结合,弯曲式的双头蛇,一般蛇身弯曲,蛇头向外。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墓葬出土的一件双头蛇牌饰,蛇身弯曲呈“U”型,蛇头向两边斜视,蛇身为蓖点纹,“U”字型的蛇身内牢牢箍着一个人头,呈痛苦状。此外,在山戎民族的考古遗存中,出现了对狼形象的具体呈现。朝阳十二台营子的由三只狼组成的牌饰,中间为一狼首,两只耳朵竖立,双眼圆睁,鼻孔放大。狼首两边各有一只小狼,每只均是双耳竖立,眼睛圆睁,口张开,腰微凹,四肢用力踏在中间狼首的腮和嘴上,尾巴垂在狼首耳边形成双孔,可以系绳索,方便垂挂。狼的形象在山戎艺术家的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凌源五道河子11座战国墓的随葬品主要有铜兵器和装饰品,铜兵器以刀、剑、戈为主,都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物,铜钟形制花纹呈现出中原文化的风格。另外铜节约、铜垂坠、铜人形饰,大多见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中。M1出土的3件当卢与喀左县南洞石椁墓出土的鳐鱼形当卢在造型和艺术风格上十分接近。铜连珠装饰和铜圆形牌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近似。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山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兵器——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因为战国中晚期,山戎部族发展到凌源五道河子阶段已经进入到山戎历史的尾声。墓葬随葬品的发现反映了凌源五道河子一带的北方山戎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因素。从出土的器物大致推断,五道河子墓葬的年代处于战国中晚期山戎文化发展的末期阶段。此墓葬是位于燕山之阴偏北,迄今所知年代最晚的一处山戎文化氏族墓地,是典型的山戎文化遗存之一。

朝阳县十二台营子的青铜剑墓,是一座男女合葬的石椁墓,是我国古代东胡青铜艺术的代表。此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发现的2件石器、2种陶器,所出土的都是青铜器。这里不但有青铜的武器和生产工具,而且有生活用具和马饰等。从青铜器的冶铸技术来看,多数的器物都采用了“铸范”的方式。造型方面多种多样,花纹粗细也比较协调。从随葬品的用途看,有兵器、马具、装饰品、渔猎用具、纺织工具和其它手工业工具,这些都反映了墓主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出土的多钮式铜镜和中原地区的铜镜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朝阳地区,是燕国与山戎、东胡等民族杂居或者为邻的地方。他们互相接触频繁,民族之间交流密切,这些都反映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据专家分析,朝阳青铜器短剑墓有着后期夏家店上层遗存的特色,属于东胡民族的风格,其年代约为春秋晚期或者战国时期

在原属于朝阳的建昌东大杖子发现的战国墓地,亦很好地佐证了朝阳地区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大杖子战国墓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目前已经发现的墓葬137座,成功发掘出43座。墓群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间,上限为战国早中期,下限为战国晚期,保存完好。东大杖子战国墓的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都十分少见。墓葬类型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墓地出土各类遗物近千件,不仅有大量燕式仿铜陶礼器,还有具有东北土著特色、规格很高的金柄套曲刃青铜短剑、青铜壶、青铜豆等,这对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纪前后东北乃至北方地区有关民族的活动、燕文化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东北系青铜短剑是辽宁乃至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颇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在以往的发掘中显得过于零散,像东大杖子这样集中出土且短剑含有金柄的大型墓地实不多见。同时墓地所在地为战国晚期燕国所设置的右北平郡所管辖,东大杖子高级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此外,从墓葬棺椁的风格来看,属于中原地区礼制的一部分,一同出土的还有成套的中原礼器,说明这是一座中原墓葬风俗与当地少数民族墓葬特点相结合的墓葬群,对研究朝阳地区民族的发展与融合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喀左县北洞一号坑出土了五件涡纹铜罍以及一件勾连雷纹铜瓿,其中一件铜罍上铸写着六字铭文,据一些学者考证,这六个字即为“父丁,孤竹,亚微”。这件铜罍是有关孤竹国的一次重要发现,其中“微”是第八代竹侯,即文献记载中的“墨胎初”,继承父业为商朝的亚官,也就是闻名青史的伯夷、叔齐的父亲。李学勤先生则认为“亚微”是孤竹国的族氏。另外从辽宁丰下遗址发掘的房址和出土的生产工具、炭化谷物来看,该地区的居民已经长期定居,农业应该是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朝阳这一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的制造者是包括孤竹人在内的所有商周之民。在其活动范围内出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著居民与孤竹人杂居共处相互交流的结果。

(三)彩陶文化

先秦朝阳地区有着悠久的彩陶文化,红山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使用彩陶。

从喀左县东山嘴文化遗址来看,陶器约占全部遗物的90﹪,但其完整度较少。陶器以泥质红陶数量最多,约占80﹪,多为一些壁较厚的粗泥陶,细泥陶相对较少。其次为夹砂灰褐陶和夹砂红陶,磨光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也有一定数量。彩陶的陶质主要为泥质红陶,个别为灰陶。纹饰全部为黑彩,通体彩绘和器内彩绘多见。图案一般较为简单,以直线条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为主,如三角形纹、菱形纹、平行宽带纹等;另外一种图案为多道同心圆条纹和三角勾连纹的组合,主要见于一种盖式双腹盆上。还有饰勾叶圆点纹的泥质红陶钵和压印“之”字纹的绘彩陶片。另外有涂朱的现象,为泥质黑陶小罐,朱色涂在罐的内底。这些都具有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

喀左县眉眼沟M1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出土了具有燕式风格的陶鼎、盖豆、壶、盘和非燕式风格的泥质灰陶罐形鬲和三足罐。喀左县园林处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组合有鼎、盆、肩双耳壶、外叠唇罐,其中以鼎和盆为燕式风格的陶器,泥质灰陶的肩双耳壶和夹砂灰陶的外叠唇罐为非燕式风格。

朝阳“袁台子墓地出土鼎、豆、壶的第二期应该是在战国中期,第一期则可能为战国早期” 。从一件属于第二期的盖豆来看,其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早段。袁台子墓地出土的外叠唇手制罐属于非燕式风格文化因素。朝阳地区出土了带有燕式风格的陶器,为研究东北地区燕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凌源三官甸子遗址出土红山文化时期的陶片比较碎,能复原的器物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器形种类比较新颖,有的器类还是首次发现。三官甸子二层出土的陶片分为四种陶系,即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和夹砂红陶,三层出土的只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系。其中二层出土的器物与东山嘴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时代大体一致,属于红山文化的晚期。三官甸子同时出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陶器,房址和灰坑出土的陶器多数为器物口沿和残片。复原的完整器物很少,如三足器皆为残存的底和器足。主要器物种类有鬲、鼎、瓮、盆、罐、豆等。几种器类陶质为黑陶、夹砂黑褐陶、夹砂红褐陶、泥质灰陶、泥质褐陶等。三官甸子文化遗址陶器的出土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器物群,同时为红山文化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

牛河梁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十分丰富。女神庙出土陶器如镂孔彩陶祭器,已出土部分残片,为泥质红陶,壁厚2厘米,外表为红色,绘黑彩,图案为宽条带组成的几何形状。从残片来看,此彩陶镂孔祭器形制特异,规格特别大,从腹壁弧度推测,其腹径可达1米以上,堪称“彩陶王”。另外如熏炉器盖,细泥红褐陶质,形似倒置的豆,盖体作折盆式,中心孔长。此器盖陶胎细腻,质地硬。盖的表面饰有“之”字纹,红山文化特点十分明显。牛河梁遗址的陶器大量置于冢上,紧贴着冢上有成排的筒形陶器。这种筒形陶器都为泥质红陶,壁厚,多在口下饰弦纹,腹部绘黑彩,有半面彩绘的做法。这类陶器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底部,对此有人认为是鼓,有人以为是器座,也有人认为与祭祀有关。

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以泥质陶数量最多。器物表面多为黑色,陶胎多为褐色或红褐色。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内容,普遍见于墓葬的随葬器物上,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重要遗物之一。辽宁朝阳北票的丰下遗址第二、三层出土陶器残片有20多件,为磨光泥质黑陶,可辨认出的器形有折腹陶盆和陶鬲。色彩以朱色、白色为主,同时运用黄色,多用折线和曲线勾连组成云雷纹。如F12出土的一件彩绘折腹盆残器口径25.5厘米,高13厘米。内口沿绘朱白二色相间的卷云纹带,其腹部图案分上下两层,每层以白彩为界分作连续单元,每个单元填朱彩。在墓圹规模大、随葬陶器数量多的墓葬中,彩陶的出现频率较高,彩绘陶器作为一种冥器,是丧葬礼仪中的一种礼遇。

魏营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部分饰绳纹,代表性的器形如口沿饰花边的鬲等,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从这些出土的陶片可以还原出之前的器形,有鬲、鼎、罐、盆、豆、井圈等。这种类型的遗存在喀左县海岛营子、北洞出土商周青铜器的两个地点附近也有发现,口沿饰花边的鬲发现的更多。这类遗存和辽宁地区西周到春秋的青铜文明有着很多的共同点,都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中的外迭厚唇盆、鬲高裆实足带横鋬等,魏营子一类的陶器表面大多未经过打磨。魏营子遗址的陶器有一定数量的绳纹以及鬲的形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有所区别,其更接近辽西地区的丰下遗址类型,特别是与丰下遗址上层接近。从魏营子西周早期墓出土的这类陶片来看,它的时代不会晚于西周早期。这是一种介于丰下类型、早商和西周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对于了解辽西地区商周诸文化类型之间的发展关系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四)音乐

早期音乐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关于音乐的考古遗存,朝阳地区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却带有无比的真实性和具体性。

磬是目前考古出土石制乐器中产生最早、数目最大、品类最齐的一种乐器。辽宁省北票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中的磬是用白石灰石料磨制而成,磬的表面比较平整,厚薄并不是很均匀。器物呈钝角三角形,倨句下对钻一个悬孔。建平水泉出土的石磬是由黑灰色石质打磨而成,与北票特磬相比各边略呈弧形,体积较小,倨孔对钻。在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的发掘中,石磬的出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1件已残的石磬,且保存了较宽的一段。石磬由青白色石灰石制成,两面光平,边缘有疤痕,貌似是先打制成形后又经过磨制。从石磬器物来看,形状接近商代的虎纹盤,但无纹饰。顶端有一悬孔,两面钻,中径2厘米。断面平直,从悬孔的中间穿过。已残的石磬长24.7厘米、宽47.5厘米、厚5.1厘米。这些石磬的发现为探索朝阳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夏商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音乐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另外,石磬作为一种乐器,是古代统治阶级施行礼制的一个重要工具。它的发现,表明石磬这种乐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经成为礼制的代表,用以说明统治阶级的权力。

 

1-11  建平县水泉遗址出土石磬

根据考古材料可知,我国远古时期的埙皆为陶制。朝阳水泉遗址第三层的T21和T15各出土了一件古代的吹奏乐器——陶埙T12出土的陶埙完整,为手制的不规则椭圆形,空腹腔,由细泥塑制而成。外表为淡赭色,胎为土红色。长4.1厘米,最大径为2.5厘米。有吹孔、音孔各一个。吹孔径为0.4~0.5厘米,音孔径为0.35~0.5厘米。T15出土的陶埙残缺,为手制平底卵形,空腹腔,也是由细泥塑制而成。外表呈灰褐色,有吹孔、音孔各一个。埙体长7.8厘米,根据残留的一半吹孔推测,吹孔外径为1.3厘米,音孔外径为0.9厘米,壁厚0.4~0.5厘米。经过专家的仔细测量与判断,水泉遗址出土陶埙的年代至少在3400年以前,与此地出土的石磬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建平水泉出土的陶埙是目前西辽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年代最早的陶埙,对研究东北地区古代乐器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水泉遗址出土了商代骨制乐器口簧琴。口簧琴中间有一条舌簧状骨片,舌长5.4厘米,厚不足1毫米。口簧琴长9.3厘米、两端宽分别为1.6厘米和1厘米,两端钻有一小孔,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口簧琴实物。水泉遗址出土的乐器价值巨大,影响广泛,在夏家店文化系列和朝阳地区的考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据文献记载,孤竹国有乐器称为孤竹之管”。《周礼》曰:“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可见孤竹之管”是在祭祀仪礼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