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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先秦时期朝阳地区的经济(《朝阳通史》第一章)

发布时间:2019-08-26    阅读:216

一、农耕经济

先秦时期朝阳地区的农耕经济取得了重要成就。红山文化晚期,青铜制品的出现标志着本地区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大型石犁耜的推广使用,暗示着土地大开垦时代已经到来。但此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仍流行石磨盘和石磨棒,细石器仍然盛行,可见红山文化晚期文化的农业水平相对中原文化要低,其类型应该属于农业和渔猎混合并存。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朝阳地区早期农业的成熟发展期,如北票丰下、建平水泉下层文化遗址。

北票丰下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横剖面呈椭圆形的石斧13件,长方扁平石斧3件,皆残。打制亚腰石斧13件,石锄3件,石铲55件。石铲为本遗址最常见的一种生产工具,其它都与商代的农具相似。遗址中出土的2件石杵有着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风格。另外出土了成堆的炭化谷物,分为大、小粒两种。经过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鉴定,大粒为稷,小粒为粟,这些都表明当时朝阳地区的早期农业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从砍伐的斧类工具,到破碎土块的锄,再到中耕的铲和收割用的石刀及谷物加工工具,应有尽有。种类的多样化和一些农具的明确分工,表明此时已经达到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水平

建平水泉中层“窖穴”中残存的炭化谷物堆积厚度达到0.64米,经过鉴定有粟和稷。此处以谷物作为祭品无疑是农业居民的行为,表明农业是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与此类似的粮窖在喀左县三家子遗址也有发现,零散的炭化谷粒随处可见,粮食作物除了粟外,还有稷。山戎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经济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管子·戒》有关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的特别记载。当时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常见的有打制的石锄、磨制的石铲、半圆形的石刀及各种不同形制的石斧。建平水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房址、窖穴和一批高约1米,腹径0.7-0.8米的大型陶容器,在三座直径近2米的窖穴中,堆积着厚达80厘米以上的碳化物。表明定居农业在山戎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山戎人擅长种植的戎菽和冬葱就是我们今天的蚕豆和大葱。由此可知,山戎人在放牧和山林采集的同时,还从事一定的种植业,属于混合型经济形态。

畜牧业是由原始社会的狩猎业演化而来的,它的最终形成也与农业有密切联系。原始农业源自原始社会的采集经济而非畜牧经济,畜牧业是伴随着原始农业而发生发展的。辽宁朝阳东山嘴遗址曾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家猪骨骼,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以猪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几乎都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家畜的种类主要有猪、牛、羊、狗。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出土的兽骨较多,以猪骨多见,羊、牛骨次之,猪骨大部分为成年个体。此外喀左和尚沟A地点M3出土殉葬的猪前腿和B地点M6的壁龛中出土了殉葬牛头一具。晚期阶段的凌源三官甸子一座大型墓葬的旁边有殉马坑。水泉墓地南区的部分墓葬发现用猪、牛、狗的头、蹄或下颌殉葬的现象,其中以猪最多。殉牲中强调对猪的选择,反映了农业民族的心理。但这一时期殉牲的种类又扩及到牛和马,很可能从侧面反映了畜牧业在当时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二、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与农耕民族的家畜饲养迥然不同,农耕民族的家畜如猪、羊、牛等,是作为辅助经济出现的,而游牧民族则不然,它完全依靠牛、羊、马、驼等游牧经济生活。先秦朝阳地区游牧经济的兴起、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量的考古及文献材料证明,游牧经济是与青铜器和铁器相伴而生的。某种程度上青铜器和铁器,尤其是金属武器成为游牧文化的标识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游牧经济是在渔猎、畜牧或者农耕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山戎或东胡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经营少量农业,处于游牧文化的初兴阶段。山戎的存在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春秋之际,当时它曾是北方地区一支强大的部族。根据考古资料,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活动以畜牧业为主,兼具狩猎、兼营少量粗放式农业,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处于由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的阶段。具备了游牧经济的部分特征,如蓄养牛、羊、马,使用马车和青铜器等。

三、原始手工业

石器是远古先民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在漫长的先秦时期,它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以打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器类和技术随经济形态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和改进。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石器制造业有了很大进步,表现为石器种类和数量增加,石器质量明显提高。新时期时代的石器制作技术是在继承旧石器时代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一般包括选料、打制、切割成形、敲琢、砥磨和穿孔等几个工艺过程。

红山文化时期的朝阳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加工方法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类。属于红山文化较早阶段的西水泉类型南台子遗址出土的15件生产工具,均经磨光和琢磨加工而成。从制作工艺来看,红山文化时期的磨制技术已经成熟。虽然磨制技术已被红山文化先民熟练地掌握了,但是打制技术没有因此衰退,而是运用更加自如。最能体现红山文化石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是其钻孔技术和切割技术。红山文化时期的钻孔普遍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流行的单面钻孔技术明显进步。从已经发现的大量造型复杂的红山文化玉制品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采用切割工艺的切割技术。此外,红山文化石器种类繁多,有斧、锛、凿、刀、铲等工具,据其功用,这些石器工具可能分为农用和采猎两大类。除了制作生产用的石器工具外,红山文化的先民们还精心雕琢了一些石制艺术品。

朝阳地区的先民在陶器制作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人类在石器、木器和骨器制作方面,只是改变了自然物的形状,而制陶则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的性质。陶器为人类提供了当时最先进、最实用、最重要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制作生产工具的原料。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与石器相比,陶器更能反映和代表上古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另据李根蟠先生研究,陶器的发生和发展与原始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陶器制作是定居农业生活的产物

一定意义上讲,玉器制作业可以被视作上古时代的高端技术产业,通过对玉器制作技术和工艺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上古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生活。红山文化在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原始居民就已经掌握了玉器制作技术,创造了目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与大小凌河地区的玉器制作技术臻于成熟。到了红山文化晚期,本区的玉器制造和玉文化进入鼎盛阶段,朝阳地区先民们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春秋战国以前辽西(朝阳)地区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从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看,朝阳地区处于中原农耕、东北渔猎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碰撞的三角地带。历史时期,这里就是多种经济形态并存,多民族杂居之地。辽西古文化在由渔猎发展为成熟的农业过程中,并不像中原文化区那样转变为纯粹的旱作农业区,而是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渔猎文化传统,渔猎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因而构成农业——渔猎兼具的混合型经济类型。在农业——渔猎这种混合型经济类型中,农耕、渔猎和游牧因素常因生态环境变化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互有消长,这种内在因素决定了辽西地区农耕与游牧的形成与转换。

理解朝阳地区农耕与游牧的转换,可以辽西地区为大的考察背景。从辽西地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看,有两个文明分支,一支是渔猎——农耕文化,另一支是渔猎——游牧文化。前者发展为农耕文明,后者发展为游牧文明,二者都在辽西地区成长、发展,在文化上它们实际上是同根同源。

在人类早期经济活动中,先是采集和渔猎,后来逐渐产生原始农业,由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等生产形式相伴而存在,相互补充、依赖,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分化。从辽西史前聚落遗址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普遍存在渔猎、畜牧与定居农业共存的生产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分化迹象。

游牧业与农耕业的分化是一个过程,期间经过畜牧业的充分发展。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早期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它与农业密不可分。游牧业是由放养型畜牧业演变而来,由于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分化和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由原始农业转向畜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环境变迁推动人们适应环境放弃农业生产,将生产方式转向畜牧业” ,并由放养型过渡到游牧型,与定居农业完全脱离,形成独立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

考古发现证明,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系列中,一直存在细石器文化传统。赤峰林西砂窝子遗址属于细石器文化遗存,出土和采集到的石器以细石器为主。“根据砂窝子出土的和采集的遗物分析,典型细石器和大型的打制石器数量较多,陶器少且器形简单,纹饰以蓖纹为主,可能是代表时代较早的一个遗址。由石磨盘和磨棒等在文化遗物中所占的比例,和黑沙土层分布的广厚,以及附近有充足的水源观察,当时人类过着农业、狩猎兼牧畜的生活。”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中,渔猎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兴隆洼文化细石器传统为富河文化所继承。富河文化以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富河文化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主要遗址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尔吉术伦河沿岸,分布范围与辽西古文化相比更加偏北,是与红山文化交错共存的古文化。学术界一般将富河文化纳入到辽西古文化系列中,但也有人认识到富河文化的特殊性,而将其纳入北方文化系列。从富河文化考古遗存看,它虽与赵宝沟文化有渊源关系,但与北方文化传统更加接近。在富河沟门遗址,发现排列有序的“灰土圈”达150余个,每个“灰土圈”下都是房址,房依山而建,共发现房址37座。房址大多数为方形,只有4座为圆形。房址中央有方形灶,有的是土坑。圆形房址的柱穴在四周,推测这种房屋可能与现在的蒙古包类似

富河文化陶器比较单一,砂黄褐陶最多,其次为灰褐陶。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此外还有附加堆纹、划纹和席纹等。陶器以筒形罐为主,器类有深腹筒形罐、钵、圈足器等。出土石器大多数为打制,有砍砸器、尖状器、斧、锄、凿等,砍砸器数量最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种类有野猪、黄羊、鹿、松鼠、狐狸等。骨器很多,主要有刀柄、锥、镞、针、鱼钩、鱼镖等。富河人已经学会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卜骨是用鹿属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的,只有灼而无凿无钻痕迹“富河沟门遗址所反映的当时的自然环境,不同于现代的沙漠草原地区,而应是属于山地森林地区。”富河文化既有一定的原始农业,又有发达的渔猎经济,属于混合型经济。有学者认为,富河文化和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距今五六千年间分布于一南一北的两支在经济类型上有所不同的古文化

研究表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全球经历了一次气候变迁,由温暖湿润型向低温凉干型转变。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气候较为湿润,适宜农耕。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气候变得干旱,随着气候的变化和土地的长期开垦,整个生态环境随之改变,森林覆盖率日渐降低,草原扩大,地表出现沙化,不利于农作物种植。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人们必须调整、改变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抗拒生态的改变无疑是愚蠢的,也是做不到的,必须适应生态变化而作出新的选择。这种适应和选择包括两种可能,或是族群迁徙,向南方争夺适宜的农牧之地;或是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开发利用新的环境资源。比如利用动物的乳制作食物,而动物则像土地一样,成为可持续性的食物来源,这便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农业的新的生存之路。从考古资料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们显然是选择由农耕畜牧混合型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的转换。夏家店上层文化农业明显衰落,畜牧业发达,人们对畜牧业或狩猎的依赖日益加大,逐渐形成了流动性的游牧生产方式。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夏家店上层文化转换过程中,有一种过渡文化类型即魏营子文化。魏营子文化以大小凌河流域和滨海走廊为核心,从考古发现看,魏营子文化面貌变化较大,遗址分布远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广泛而密集。陶器主要以粗砂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型单调。墓葬遗址出土具有北方式青铜器特征的器物,如动物首饰、车马器等,具有游牧民族风格。

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2700余年,历经西周春秋战国早期。该文化分布广泛,北至大兴安岭西端,东至辽河中游,南抵燕山山地,西至河北张家口地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围相比,明显向北、东拓展延伸。目前发现的重要遗址主要有赤峰夏家店上层、宁城南山根、朝阳魏营子、建平水泉等,大、小凌河流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们活动的主要区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多分布于远离河谷的向阳的山坡台地上。陶器基本上都是夹砂陶,器壁厚薄不匀,质地疏松,制作粗糙,纹饰简单。陶器的类型比较少,主要有鬲、鼎、罐、豆、盆、瓮、钵、碗等,多呈红色或红褐色。青铜器制造业较为发达,种类繁多,有铜斧、铜刀、短剑、铜矛、铜锥、铜凿等,地方和民族特色鲜明。尤其是青铜兵器,以曲刃短剑最有特色。器物纹饰以写实动物纹为主,犬纹最为常见,装饰在各种器物上,如朝阳十二台营子一号墓出土的犬纹铜牌等。也有以马、牛、鹿、蛇、蛙、鸟等为纹饰。出土石器多为磨制,如斧、锤、双孔石刀、杵等,松土的铲、锄等农业工具很少见,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明显的不同。骨制品有针、镞、匕等,制作精细。从动物骨骸遗存看,主要有狗、猪、马、牛、羊、鹿、狐等。墓葬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死者头部多朝东或东南,并多见殉犬习俗。男性墓葬中,在死者腰间常发现有曲刃青铜短剑,或铜刀、砺石,靠近腿部多有铜镞、骨镞等。骨镞断面呈三角形或菱形,梃尾部刮磨成楔形扁尖,这些器物显然主要用于狩猎和战争。规模较大、身份较高的墓,死者头部往往还出有铜盔,腰间的曲刃青铜短剑或套有剑鞘,并配备有铜戈、铜矛等长兵器,也出土有铜车马饰件等。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类型是农牧猎兼营混合型经济,从出土的遗存看,农业生产工具很少,畜牧、狩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制陶业也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那样发达。男性随葬武器表明,他们经常从事战斗,进行掠夺。人们虽然住在定居聚落中,但经常迁徙变换。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看法不一,或认为是“山戎”,或认为是“东胡”,从史料记载看,无论是山戎还是东胡,都具有明显的游牧性质,体现游牧文化特征,处于游牧文化的初兴阶段。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呈现一种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同的发展倾向,辽西地区的人群正经历着一次大的生态环境-经济类型-社会结构转变。

研究者早已关注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异和突变。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明显出现断裂。夏家店上层文化普遍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上,对于他们的文化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下辽河北部地区的一支古老部落,这一部落向东南迁移,征服并逐渐控制了西辽河流域至燕山一带,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南迁。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直系远祖并非当地氏族部落的后裔。因此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替代关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一些相近的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上、下两层文化应该是有继承关系的,是属于同一类型文化的不同时期。“两者都有半穴居的用石块堆砌的圆形房屋,用猪肩胛骨作为卜骨的风俗习惯……两者在陶器和石器方面也有一些相互有关的器物,如:两者都有侈口颈部斜直的壶形器口,侈口曲腹的盆,不同的是上层文化出土的附有双耳。同时,两者的分布范围虽略有出入,但就其主要分布地区来说,还是相一致的。若把它们分居于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那么,当上层文化的居民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时候,下层文化的居民(或其后裔)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按照目前了解的资料,在下层文化分布的周围地区,或还较远的地区内,都未见到与下层文化有关的文化。因此,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夏家店上、下两层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而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别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们之间的突变,主要是受到周边文化(如东部邻区高台山文化和新乐文化)影响所致。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下层文化转换而来还是纯粹外来文化,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如何解释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异和突变,这两种文化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这里便涉及到人类生态环境变迁导致生产方式转换和游牧起源的问题。夏家店上层文化凸显了这一问题,因此更具有解释意义。

在解释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人群的变迁时,学界认为由于气候变迁,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逐渐向南迁移,寻找适合农耕的地区,而农业水平较低的北方人群迁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居地。这种看法会导致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是外来的游牧民族这一结论,这就忽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具有联系的事实,因而也忽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为适应生态环境变迁而做出改变生产方式的选择。“气候变迁,的确可能造成人类的大规模的长程迁移。但是以此解释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农业的衰退,却是不足的。因为,即使是长程迁移而来的人群,我们也应考虑他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坚信他们必然使用从前的生产技术。因此,无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有多少是从北方迁来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地人(无论是当地土著或是远近移民)如何对于新环境(气候变迁与政治变迁)产生新适应。”“而新的适应可能包括,一方面向南方争夺较适于农牧之地,一方面寻求新的生计,以进一步利用从前无法利用的环境资源。”

人类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游牧正是人类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积极适应关于游牧的起源,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普遍认为,游牧经济在初始阶段是与农耕、畜牧经济相结合的,也就是说游牧经济是从农耕、畜牧混合经济中分离出来的。早期游牧民族大多从事少量农业,随着人类生态环境变化,以迁移生活为特征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以专化游牧业为主。“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经济,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游牧经济的发达时期要到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游牧经济是在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明珂从人类生态变迁角度对青海河湟地区、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古代游牧起源进行研究。他认为,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远晚于原始农业。”所谓“专化游牧业”即“此种‘专化’至少包括:一、因应各地环境而选择特定游牧方式;二、从事能配合游牧的辅助性生计活动,并因此与内外人群产生互动;三、产生能与游牧及辅助性生计活动相配合的社会组织。”以此标准看,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已呈现“专化游牧业”趋势。

游牧经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产物,气候变迁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与环境变迁要求人们做出新的抉择,气候与环境是游牧经济形成的重要的直接因素。有学者指出,随着气候变得干冷,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大约距今3500 多年前,受全球气候影响,中国北方气候由温暖型转为凉干型,生态系统随之发生变化,地表出现沙化,森林减少,以农耕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游牧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在游牧经济和游牧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马匹的驯化和骑马的出现具有标志性意义。游牧经济的特征之一在于游牧移动,这种移动既需要有适宜迁移的畜产,也要有可供长途迁徙的骑乘。马与游牧经济关系密切,骑马的出现,说明游牧生产方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人们逐渐脱离定居生活而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者。同时动物乳制品的发明,使马、牛、羊等成为犹如土地一样的生活资源,人们尽可能“吃利息”(乳),尽量避免“吃本金”(肉),这使得专化游牧经济成为可能。从考古学文化看,夏家店上层文化从事一定的农业,但农业经济明显衰微。墓葬中有大量的马、牛、羊骨,说明马、牛、羊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游牧生活比重日益增加。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的与游牧业相关的马具及其饰物,其中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铜环等。M3出土的铜环,其环周铸有双人骑马追兔,反映围猎场面。墓葬中出土的马衔,两端有齿状倒刺,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都会被驯服在南山根石椁墓还发现刻于骨板上的大场景车马狩猎图画。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 世纪左右,这说明活动于这里的人群随着农业的衰退已经由农耕定居逐渐向半游牧-游牧转化,人们已经骑马狩猎,成为马上游牧民族。与此地毗邻的大凌河流域,在此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大小凌河流域,在建平水泉、喀喇沁、孤山子、榆树林子,朝阳十二台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沟、老爷庙,凌源三官甸子、五道河子等地墓葬出土有青铜短剑、马衔、马鏕等,但未见居住遗址,这说明这时大小凌河流域人们“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从考古发现的随葬兽骨看,当地人对牛、羊的依赖日益突出(喀左和尚沟墓葬)。人们对马的依赖很大,由此实现远距离迁移。这些现象都说明,大小凌河流域游牧业日益兴起,农业地位日渐下降。“大小凌河与燕山北麓一带人群的‘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人们对于草食性动物的依赖也愈来愈重,尤其是对于马的驯养驾驭技术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马在战争与控制其他动物上,可增加机动性并调节家庭人力的运用,这对于草原或森林草原游牧业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对的,农业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无必要,而经常迁移。”文献记载也证明这一变化,从春秋时代起,辽西大小凌河流域逐渐出现以游牧狩猎为主的族群,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然莫能相一。”

笔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们不是外来的其他部族,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人们的后裔。辽西地区游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由当地原生态环境和文化变迁影响所致响。“人类经常放弃农业、定居,以适应环境的变迁。因此,如果我们将考古上一个农业较发达的文化被农业落后的文化取代,当作是人群迁移的结果,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而忽略了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游牧、狩猎与农耕生产方式并非截然对立,常因气候、地理环境的改变而转换同农业文明一样,游牧经济并非起源于一地。不同地区在大致相同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条件下各自独立地衍生游牧经济,形成具有特色的游牧文化。当然,并不排除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传播、影响和迁移而孕育游牧文化的可能性。在新的生态环境和不同文化影响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们选择从农耕向半游牧、游牧转换,从而展示给后人以不同于先祖的文化面貌。

农耕与游牧的转换,最终形成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于距今4000-3000前,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游牧民族的诞生地之一。辽西地区的农耕和游牧的形成与转换是划时代的,它带来整个北方社会的变动。西周、春秋时期,活跃在朝阳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山戎。春秋时齐桓公北伐山戎,“骑寇始服”,辽西地区游牧民族与游牧经济已经形成,辽西地区从此进入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对立并存与相互转换时期。王明珂对这种变化有深入分析,他认为,“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人类生态又有一些变化。他们几乎只留下了墓葬,房屋及居址都十分少;陶器也少,且制作粗糙,农作工具基本不见。墓葬中的殉牲有牛、马、羊、狗,猪非常少见。男子随葬品以武器、青铜礼器及随身饰物为主。总之,比起夏家店上层文化及魏营子文化人群,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一带人群之武装化倾向更强更普遍,对草食性动物更倚重,也更不定居。”进入到战国时期,朝阳的游牧民族主要是东胡。此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立冲突加剧,朝阳地区成为北方农牧交错地带。

朝阳地区的游牧化倾向,可以从朝阳十二台营子遗址和毗邻朝阳的乌金塘文化遗址得到反映。朝阳十二台营子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有兵器、马具、渔猎用具、装饰品等。其中有一兽面铜牌,正中为一兽头,两侧为两头狼,头向下,尾和足跟中间的兽面相连乌金塘文化遗址亦出土大量青铜器,出土双侧曲刃青铜短剑、铜戈、铜镞、铜盔和大量马具这两处遗址被认为是东胡人遗存,从出土遗物看,当时人以游牧渔猎为主。

 

 1-9  朝阳十二台营子遗址出土兽面铜牌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出现明显的分化,基本形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时期对抗并存的局面,形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北方以辽西为前沿的拉锯战。燕国北方长城的修筑正是两种不同经济、文化共同体并存冲突的反映。燕长城一带,在秦开袭破东胡以前,是东胡部落聚居之地。“燕北长城行经路线,自西而东,分布在北纬42°至北纬43°之间,恰恰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圈的中间地带横贯而过;而且,就在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的若干燕文化遗存的下面,往往就叠压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如赤峰夏家店、蜘蛛山遗址、红山后遗址、建平水泉遗址、宁城南山根遗址等等。这证明,当战国燕的势力尚未发展到这一地区之前,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域,确曾是东胡的聚居之所在。”由于生态环境、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的对立,燕长城的修筑,意味着农耕与游牧的彻底分离,燕长城从朝阳地区建平县、北票市北境穿过,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分界线。长城以南为具有共同族源认同的华夏族,而长城以北则是游牧化的戎狄,农牧交错带标志着华夏边缘和华、夷国家意识的形成。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农耕与游牧民族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五、先秦时期辽西古廊道的形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文明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交通走廊是文明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 

早在远古时期,朝阳地区便有人类迁徙往来,据研究,喀左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人使用和打制的石器、石核和石片,均和北京猿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鸽子洞人是从华北北部迁徙而来。随着人类的迁移和拓展,华北平原和大凌河流域已经有了部落间的交往,也就有了最初的道路。

严格意义上的道路的形成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定居,居无定所和不断迁徙则很难形成固定的道路。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最原始的道路,是人们踩踏出来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远古时期的人行小路多沿河谷台地而开辟,沿聚落而延伸,往往在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内,形成较为稳定的道路。而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区间,因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有道路相连通。二是经贸交流,不同聚落、氏族和部落因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开辟出人行道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尤其是家畜驯养的出现和车的发明,在交通中使用驯养的牲畜和车辆,无疑对道路的开辟提出更高要求。三是在高山丘陵地区,人们对交通路线的选择主要是利用河谷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道路基本都是沿河谷而行。《考工记》曰:“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从地形地貌看,朝阳属于丘陵多山地区,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三级阶梯式倾斜。从地理位置看,朝阳地区处于医巫闾山和七老图山之间,境内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脉从北向南纵贯北票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左县和凌源市。松岭山脉在努鲁尔虎山脉东,纵贯北票市、朝阳县、喀左县和建昌县(原属朝阳市,现属葫芦岛市)。高山多分布在努鲁尔虎山脉和松岭山脉的西南部,海拔超过1000米,山谷相连,山势险峻。大凌河、小凌河迂回穿梭其间,河谷两侧山脉夹峙,或窄或宽。古道多沿河谷而行,在河流分水岭处,选择低缓之处跨越垭口进入另一条河流的河谷。这样的地理形势极易形成沿河谷蜿蜒逶迤一线之路的交通廊道。四是供给,道路要近于聚落分布密集之地,沿聚落而延伸,便于供给。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看,上述条件都已经具备。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农业出现,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农业和定居聚落的出现,使道路交通有了较为稳定的供给。辽西地区以丘陵为主,聚落沿河谷而建,分布于辽西的东胡、山戎也“各分散居溪谷”。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普遍位于老哈河、大凌河河谷平地或河川的沟口台地,在大凌河中上游分布相当密集,“其分布的特点均是,沿大凌河及其主要支流的两岸台地。从古代自然地理上看,这里既是古人适合居住的邑落,同时也是古代的交通必经之地。大凌河两岸原古居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为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朝阳地区的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具备雏形。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其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中心,而且一直保持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十分发达,是辽西古代交通廊道的必经之地。聚落是交通廊道形成的基础,新石器时代的聚落是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其聚落已发展到一定规模。这些聚落址大多位于山坡上。现已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辽宁阜新査海、河北迁西东寨遗址等。兴隆洼遗址揭露一座完整的环壕聚落址,清理房址180多座。査海遗址发掘80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55座。“这种聚落形态的发展表明,当时人口密度在增加,财富、权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遗址或城址集中,并形成各种大致由‘聚’、‘邑’、‘都’三级形式组成的具有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实体。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数座城址并列,呈现出‘城邦’林立的分割局面。”毫无疑问,各聚落、“邑”、“都”之间因生产和生活需要,都有道路可通,往往在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内,已形成较为稳定的道路。而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区间,因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有道路相连通。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居住遗址沿河流谷地排列密集,聚落间必有道路相同。红山文化使用岫岩玉,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海贝,这些都是通过道路从远方运来。据《竹书纪年》记载,舜帝“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息慎即肃慎,肃慎向舜帝朝贡,说明辽西与中原有道路相通。

从辽西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看,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形成呈南北纵向的条状遗址群组,大体可以看出辽西核心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形成交通孔道由于朝阳多山地丘陵,交通路线的走向多是依山傍水而行,在山梁低缓处越过分水岭,再沿河谷而行。红山文化时期朝阳道路交通是从内蒙古赤峰沿老哈河南下,到老哈河上游,或从朝阳溯流而上,进入今大凌河西源上游。这两条道路在老哈河上游和大凌河西源上游相会合,然后翻越老哈河、大凌河与滦河支流濡水、青龙河的分水岭进入濡水、青龙河上游,再沿濡水、青龙河而下,翻越燕山山脉,进入中原。在这条廊道上,已经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沿老哈河、大凌河、濡水、青龙河分布,都在这条新石器时代形成的廊道上。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东部族多次迁徙和频繁南进的最主要的廊道。沿着这些孔道进入滦河支流瀑河、青龙河,穿越燕山关隘,便进入中原北部。

在辽西地区的古道交通廊道上,朝阳的凌源、喀左等地处于核心枢纽地位红山文化核心区被认定在从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到胡头沟墓地之间的区域,从牛河梁遗址到胡头沟墓地,其间150公里,基本在大凌河流域。由此可以看出,大凌河流域的喀左东山嘴、牛河梁无疑都是当时的交通中心。从牛河梁遗址向北沿老哈河通往蒙古草原,南行可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越闾山进入东北腹地,向西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可见处于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以牛河梁红山文化为标志的朝阳地区的社会进步,与辽西古廊道密不可分。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牛河梁遗址就位于大凌河流域的辽西古廊道上,文明的中心也必然是交通道路之枢纽。“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儿虎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而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一侧,这一带既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远,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内蒙古赤峰并继续向其以北的广大蒙古草原深入;向南顺大凌河南部支流,可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更可直达辽河西岸;向东北,沿努鲁儿虎山谷可通达内蒙古敖汉旗及周围的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经河北省承德地区,并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以上这些地区都是红山文化所及地区,并且大多数是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的密集区。可见,牛河梁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经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古廊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遗址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大多沿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选址,分布在近水的丘陵或台地上,便于交通和防御。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分布密集,把这些遗址联系起来所形成的线路,基本与辽西古廊道重叠,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交通道路。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这些道路继续使用。在朝阳六家子西周墓葬中出土有青铜车舆构件,说明当地人使用车舆。在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刻画有人物狩猎和车马图形。骨板的右上方有手持弓矢的一个男子,矢头方向有两只鹿。中下部是两辆驾双马的单辕马车,车厢呈长方形。后一辆车的双马之前各有一狗。马车、射手、狗、鹿组合在一起,和中原艺术传统不同,反映的是乘车狩猎场面。《周礼·考工记》曰:“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林沄先生认为,此马车为游牧民族所有,“战车当时在北方民族军队中占的比重很大,他们的军队组成和中原各国是差不多的。”各族曾广泛使用马车,不仅用于狩猎,而且用于战争。金文中记载戎狄亦使用驾马战车,在出土的“簋盖”上有“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铭文。据郭沫若考证,子牙父当是齐桓公时期的鲍叔牙。从辽西一带的采铜遗址看,戎当为山戎,可见山戎用车。即便按照传统的看法,把刻纹骨板上的马车看作是中原商代马车向外围传布的结果,也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已经使用马车,这对道路的要求是很高的。马车的使用无疑证明辽西古廊道的畅通。通过这些交通廊道,朝阳地区内部被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外部,向南越过燕山山脉进入华北北部,向北进入蒙古草原地带,向东北越过闾山进入东北腹地。以辽西古廊道为媒介,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把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同文化相互撞击、交流、融汇,催生了辽西古代文明起源,推动了农耕、渔猎和游牧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独特的辽西地域文化。

商周时期,辽西及其以北地区的部族、方国如燕、肃慎、孤竹、箕、屠何、山戎等相互来往十分频繁,它们与中原的商、周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朝阳六家子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有车具铜构件,说明此时的交通道路十分发达。远在吉林、黑龙江地区的东夷诸部族,常通过辽西古廊道到中原纳贡。《大戴礼记》曰:文王卒受天命……民教通于四海,海外之肃慎、北发来服,他们与中原的陆路联系都必须通过大凌河流域的辽西古廊道。“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通向我国最辽阔的东北地区,正是周初自燕国至肃慎的重要通道,这一线多有商周遗物出土。”1955年以来,青龙河谷和大凌河谷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如铜头盔、铜盘、曲刃青铜短剑、马辔饰、马衔镳、车辖等。由此可见,当时的青龙河谷和大凌河谷已是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著名的无终-平刚-柳城道、卢龙-白狼-柳城道此时基本形成。无终-平刚-柳城道的基本走向是:从无终(今蓟县)出发,经令支(今迁安)过滦河,沿滦河支流青龙河中上游折向东北,进入大凌河南源要路沟,再沿白狼水(大凌河)达白狼城(喀左黄道营子古城遗址),从白狼城沿大凌河东北行直达柳城。卢龙-白狼-柳城道的基本走向是:出喜峰口,沿瀑河北上至平泉,进入努鲁尔虎山和七老图山山口要冲地带,这里是瀑河、老哈河和大凌河西源分水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由此东行抵达平刚,沿大凌河到柳城从考古文化遗存看,这两条廊道属于夏家店文化(下层和上层)核心区,文化遗存相当丰富。青龙河和大凌河南源发现众多青铜时代遗存,出土的青铜器有的是从中原运来的,可知商周时期朝阳与中原通过这两条古廊道已经有了密切交往

春秋时期,齐桓公伐山戎、孤竹和屠何等,齐军越过燕国,由无终经河北迁安或卢龙县进入青龙河,翻越青龙河与大凌河支流的分水岭进入大凌河,进抵山戎腹地,击败山戎,在大凌河流域“斩孤竹”,走的就是上述古廊道。另外,春秋以前形成的傍海道,从无终经由今山海关至碣石后,沿六股河上溯,亦可达大凌河谷,与古廊道相连接,到达柳城。

 

       1-10  先秦时期中原通往辽西、辽东干线道路示意图

战国时期,燕国击败东胡,在燕北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郡县制管理。朝阳分属于右北平和辽西郡,设郡置县使朝阳地区形成以“辽西古廊道”为主干的发达的交通网络,出现平刚、白狼、酉城等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平刚为右北平郡治所在,即今凌源安杖子古城遗址从平刚进入老哈河谷,北上进入匈奴左贤王地,也可从平刚沿大凌河谷地至柳城。白狼城即喀左黄道营子古城遗址,位于大凌河南源。酉城即柳城,汇至从华北北部越燕山进入大凌河西源或南源,可分别从平刚、白狼沿大凌河谷地至柳城,再由柳城向西越过医巫闾山,或由辽东襄平北上通往东北腹地,或向东转而向南至朝鲜半岛。先秦时期,无终-平刚-柳城道、卢龙-白狼-柳城道在沟通东北与中原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故大凌河谷堪称一条名符其实的走廊。” “辽西大凌河谷道,是东北地区古代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交通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