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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古国(《朝阳通史》第一章)

发布时间:2019-08-23    阅读:143

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古国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与遗址分布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兴盛于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一种早期阶段的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被发现,从现有考古情况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致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北起通辽、赤峰的西拉木伦河,南达河北北部南缘的拒马河,西至冀西北山区的张家口、宣化一带,东抵辽西医巫闾山及天津海滨一线。根据不同地域,该文化可分为三种地方类型,即辽西类型(又称药王庙类型或燕北类型)、大沱头类型和壶流河类型。辽西类型主要分布于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从地域看主要包括承德地区北部、内蒙古赤峰、辽宁阜新、锦州、朝阳等,地处昭乌达盟高原南部、冀北山地东部和辽西山地丘陵。在辽西古廊道沿线,夏家店下层文化经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宁城县南山根、敖汉旗大甸子,北票丰下、白石水库、康家屯,建平水泉,喀左小转山子,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等。迄今为止,发掘规模较大且较为重要的遗址有20余处,辽宁地区的朝阳北票、喀左等地都有遗址发现。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问题,学者们结合历史文献并参以己见,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邹衡先生认为,《左传》昭公九年的“肃慎、燕亳”的地望很有可能是包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直到东周肃慎在内的。商周之际金文的族当为燕族,即燕亳族,其地望应在西周至战国的燕初都房山琉璃河、下都河北易县、中都良乡窦店一带,这里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型(即燕南型)分布范围,所以燕亳也可能是该文化所属之古国族。商末在今辽西喀左和河北卢龙均有古国孤竹,喀左出土过孤竹国铜器,而喀左、河北卢龙均在夏家店文化分布范围之内,因此孤竹也应该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属的古国族。刘观民、徐光翼先生认为,近年在辽西喀左、河北丰宁一带先后发现过孤竹、牧亚国族的铜器,从而表明这些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古国有可能是该文化所属国族,但它们只是借古史和青铜器铭文幸而得传的少数,况且历史中的方国与考古学文化不是可以简单等同的概念,故不能将辽西和燕山山地视为孤竹一个方国的疆域李恭笃、高美璇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我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一样,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发展起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是北方少数民族李经汉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燕南北而又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部族、方国的历史遗存,是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中原系统文化。商周以来有孤竹、邶、无终、令支、东胡、山戎等部族、方国在这里出没。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北类型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与孤竹国有关的历史遗存;其燕南类型,很可能是与古燕有关的历史遗存。张忠培、孙哲生认为,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与邻境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和文献中的有易氏相吻合,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所属的考古文化,西辽河水系区的族属尚待考证。李伯谦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三种类型至晚商已先后被其他文化所替,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作出的该文化族属是肃慎、燕亳或孤竹等推断也就很难说具有可靠的根据。该文化三种类型文化面貌各异,来源也不相同,因此,从族属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更大可能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部族的遗存。我国古籍中对夏商时期该地区有关的人物、事件、部落等的记载本就不多,而且相互矛盾,目前要确切判明该文化与古文献哪一个或哪几个特定的古族有关,尚有困难。我们目前唯一可说的是,该文化是我国北方系统的文化,其创造和使用它的部族也应该是活动于北方的部族

笔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上距今甚远(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空间上又如此广阔(含内蒙东南、辽西、冀北、京、津、冀中北缘),是难以用古文献中仅存的少数商周部族、方国而轻言其族属的。它所包含的上古部落、方国,恐怕不只是两三个,很可能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并且绝大部分都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因此,期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以确切地判断该文化的族属。

二、魏营子文化

魏营子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的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因1970年秋最早发现于辽宁朝阳魏营子村而得名。1971-1976年间,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在魏营子遗址附近清理了9座墓葬,获得了一组铜器等遗物,并认识到魏营子遗存有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已发现的魏营子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小凌河流域,时间为商末。文化遗址主要有喀左县后坟、朝阳魏营子、建平水泉、喀左县南沟门等,墓地有喀左县道虎沟、喀左县和尚沟等,铜器窖藏坑有马厂沟、喀左县北洞、山湾子、小波汰沟等。由于目前所知魏营子文化的典型遗存有限,可从辽宁义县向阳岭遗址陶器入手,依据层位学和类型学原理,参考阜新平顶山遗址及其它典型遗存的年代,将魏营子文化分为二期四段

向阳岭魏营子文化比较典型,以其为例,第一期以夹砂灰褐陶、红褐陶为主,也见灰陶、黑灰陶和红衣陶,基本不见泥质陶。夹砂陶中多掺有云母片,烧制火候不匀,器表色泽参差,表里亦色调不一。陶器几乎都是泥片盘筑,分段套接而成。多器壁包底者,呈圈足状。器表多经修整,有刷痕,较平滑。器里则制作粗糙,接痕明显。鬲足多包制,形制较多,有一种素面实足根有刀削痕,呈棱状体,颇有特色。纹饰少见,素面占绝对优势,附加堆纹、绳纹次之,还见三角窝纹、弦纹、三角填平行线纹等。绳纹多较浅而规整,部分经抹平。器耳不发达,仅见一种装饰性捏瘤耳。

第一期的第一阶段:在向阳岭遗址,现已发现几组魏营子文化早期遗存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上的层位关系,表明魏营子文化的上限,当不会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年代。学术界一般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推定为商代前后,即不晚于武丁,或第一段的年代应为殷墟二期至三期左右。第一期第二段:向阳岭第二段偏晚有一件陶尊,从器物形制比较看,推定应不晚于西周早期,这样第一期第二段年代可定为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

第二期第一、二段以夹砂桔红陶、红褐陶为主要陶系,还见灰褐陶、黑灰陶和灰陶。桔红陶质地疏松,砂粒较大,裸于器表,有涩感。其它陶系器表略显平滑。泥质陶极少,有灰陶和红陶两系。陶器烧制火候亦较小,表里色泽斑驳,表红胎黑者占一定数量。制法和纹饰与第一期基本一致,有器底包器壁者,呈假圈足状。部分器底也饰有绳纹,附加堆纹有衰落之势,少见器耳。

第二期第三段:向阳岭遗址出土一件三翼铜镞,长铤,柱脊截面呈圆形,扁铤略歪。此铜镞与赤峰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同类器比较,风格相近,形制似介于二者之间。因此,第二期第三段的年代大体在西周中期左右或略晚。第二期第四段:阜新平顶山遗址以第二层、第一层等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文化面貌与向阳岭遗址第四段一致,应属同一发展阶段。从陶器编年看,第四段应晚于第三段一个时期,既然第三段定位西周中期左右或略晚,那么,第四段自然应在西周晚期左右或稍晚。这样,第二期第四段年代应定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

通过对上述两期主要特征相比较可知,二者都存在夹砂红褐陶系,都以鬲口沿、颈部饰附加堆纹和盆、钵类口沿呈外叠唇为主要风格,制法、纹饰和器物基本组合亦大致相同。第一期陶系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其中叠唇罐、尊不见于二期。第二期以夹砂桔红陶居多,其中折肩罐、泥制陶器盖、三翼铜镞均不见于一期。这说明两期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而共性是主要的。两期的共性表明二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两期的差异则反映了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三、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与遗址分布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35年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等发掘的赤峰红山后石椁墓群,当时称作“赤峰第二期文化”。由于滨田耕作等人在田野发掘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和缺陷,未能从地层上区分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此,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是混杂有某些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遗存。这一问题,直到1960年春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科学地发掘了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之后,才得以澄清。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名称,由此正式确定下来。

根据迄今为止的田野调查和发掘资料,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其北限不超过北纬45°,一般多集中在北纬44°30′以南地区,包括现今整个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广阔丘陵、沙漠及大兴安岭山脉南段东麓一带;南限在北纬40°以北,未过滦河和燕山山脉,比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之南限,明显北缩;西南大体以七老图山为界,西端不过东经117°;东南到达医巫闾山一带,东端未过辽河,一般不超过东经123°,基本上以柳河为限。主要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辽宁西部的阜新地区、朝阳地区、锦州地区,河北省北部围场县、承德县和平泉县的局部。唐山地区位于滦河以南,不属夏家店上层文化范围。

根据现有资料,从考古发现联系古史记载,并结合体质人类学的鉴定与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推定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遗存,理由如下:

其一,从空间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地域,在地望上相吻合。如前所述,考古学上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这一分布地域,正是历史上战国以前的燕与东胡相接触的地带,也是东胡民族世代聚居的地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燕“东北边胡”。由此可见东胡聚居地与匈奴驻地的大致地理关系,即其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以古史记载考察,东胡的活动地域还是比较明确的。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东胡族即居于燕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并位于后来匈奴所居之地的东边。当时东胡势力较大,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史记·匈奴列传》明确记载:“时东胡强”,常“西侵”匈奴,“亦常南下寇扰燕、赵边民”。燕昭王时,“燕有贤将秦开”曾“为质于胡”等等。正因如此,燕昭王才发愤决心除掉东胡这个北方边患。从此燕与东胡的关系,才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和划时代意义的转变。

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的事实,为我们的这一推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燕北长城行经路线,自西而东,分布在北纬42°至北纬43°之间,恰恰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圈的中间地带横贯而过。并且,在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的若干燕文化遗存的下面,叠压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如赤峰夏家店、蜘蛛山遗址、红山后遗址、建平水泉遗址等等。这证明,当战国燕的势力尚未发展到这一地区之前,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域,确曾是东胡的聚居地。

其二,从时间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时代,亦相合不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下限在其南部分布地域,迄于战国早中期或战国中期前后,大约经历7、8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东胡起源的时代,虽然从文献学上还不能找到它起源于商、周之际的直接证据,但以《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我们确信,至迟在春秋时代,燕国北方即已有东胡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考古学上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作类型与分期编年研究,推断这一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能早到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这一点与历史文献关于东胡活动时代的记载,非但不抵触,而且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的下限,迄于战国早中期或战国中期前后,这与燕将秦开破东胡和燕国拓地的时代大致吻合。这一情况,殊为重要,决不应将此简单地视为考古发现与历史事件的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它可能正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或证明当时东胡与燕国的政治军事实力,彼此消长和变迁的历史史实。从考古发现看,在辽西地区,相当于这一时期——西周至战国早、中期以前,有别于燕文化面貌的土著文化,除了已经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外,迄今尚未有其他考古文化系统的遗存发现。这一点,不仅同文献所反映燕国与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关系史相符合,而且也是我们推论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文化的考古学依据之一。另外,从生活习俗等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所保留的髡头、畜犬、殉犬等习俗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东胡人生前之习俗,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通过空间、时间及习俗的考察,可以推论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很可能是历史上的东胡文化。

四、古族与古国

商周时期,朝阳地区土著或外迁来的古民族(部族)主要有:

(一)古商族

    关于商族的起源,古今学者作了长期探索,看法不一目前有西方说、东方说、中原说、东北说、晋南说、冀北说等。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我们倾向于商人先祖起源于东北说。

最早提出先商发源于东北的学者是傅斯年先生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独辟蹊径,首创商族起源于东北说。认为商人先祖开基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灭夏以后而占有中原此后顾颉刚、翦伯赞、苏秉琦、金景芳、张博泉、干志耿等持此说。傅斯年认为,商之兴也,从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第一叶。 顾颉刚先生曾认为,商文化的源头可能与东北南部和河北北部有关金景芳先生结合考古资料对商族起源地进行了详细,提出商族起源于东北辽西说,认为在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

上述各家多倾向于商人先祖起源于东北南部和河北北部,这一地区正是辽西一带,而其核心则是老哈河、大小凌河所在的朝阳地区。与这一地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时殷先人据有今辽西之地,其南境达易水及河水下游一带。这里是夏王朝的臣附部族商侯之地。”在夏王朝建立的前后,辽西红山诸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继红山文化之后进入“文明昌盛时期”。当时可能在燕山南北存在着一个与夏同时而又臣附于夏的雏型国,此即为夏时之商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在辽西和冀北,在辽西者为早,属早、中期,在河北者略晚,属中、晚期。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由北向南的移动过程。

我们不能忽视《后汉书·东夷传》中的“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这一信息。它说明河北北部、山东等地的商族是从外地持续迁徙来的。那么,他们是从何地迁徙来的呢?翦伯赞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也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换言之,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其北徙者‘巢山处海’,世称东夷;其南徙者‘渐居中土’,世谓殷商。其实东夷与殷商,实为同一种族的分支。” “在相土之前,商族的迁徙,尚在渤海沿岸一带,故最初之迁徙,当系指渤海沿岸之转徙。”商人亦属于东夷族之一,早期南下后进入山东,又西进中原,由夷变夏,而视后来南下西进的东夷为“夷”。

《诗经·商颂》在追溯商先祖时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子,玄乃黑色。玄为黑色,即青色。辽西古代有玄水,即今青龙河,为古濡水(今滦河)的支流。青龙河发源于河北,流经朝阳地区的凌源境内。《山海经·海内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大玄之山即大青山。“卢水,一名大沮水,今名小濡水,北自营州柳城县界流入。《水经注》云“玄水出肥如县北’,一名玄子溪。”《水经注·濡水》云:“玄水出肥如县北玄溪。” 卢水即玄水,也叫玄子溪,玄子同箕子一样,是当时的封国。《竹书纪年》记帝舜“四十三年,玄都氏来朝贡宝玉。”玄都即幽都,幽都山即今燕山山脉,“北方大阴,故曰幽都”《史记·殷本纪》说简狄等“三人行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玄水、大玄之山、玄都山为崇拜黑色的玄鸟氏族团集居区,即先商子姓宗族居住的中心,这一地区无疑包括朝阳在内。可见这是玉石文化——红山文化——先商文化的发源地。

有学者比较了红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诸如宗教祭祀、玉器造型、女性崇拜、骨骼人种等后,认为辽西、冀东北地区是商族的发祥地。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在辽河、大凌河、滦河发源之区,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红山文化与先商文化相吻合,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为商先文化遗存,距今约六千至五千年前后,处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和父权制确立时期。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王亥以前之遗留。“商先文化的源头,应是广被于幽燕之域的红山文化。只有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才能看到商先传说的踪影和商殷文化的本源。” 

黄中业先生对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分析,并同中原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比较,最后把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小河沿文化归属为商祖契所领导的商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其时社会发展阶段已完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趋势反映了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活动也有考古工作者推断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先商文化。郭大顺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等,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十分相似,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相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中的一支,而且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时间、地域分布、器物种类和器物纹饰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先商文化特点,表明了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有着内在关系。从地域范围和文化承继关系看,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域范围基本相同,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商人持续自北向南迁徙,到夏末进入黄河以北地区。从考古学文化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地域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都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但以辽西地区为核心,辽西地区分布早,河北北部分布晚,表现出由北向南的扩延。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进入中原后的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这样便构建起一个从商人先祖到南迁的活动链条,认为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与先商有关是成立的。从考古发现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区域恰在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因此可以断定,商先祖最早曾生活在朝阳地区。蔺新建先生认为传说中的颛顼、帝喾皆为商人的祖先,他们主要活动于东北。而“亳”最初为商人宗庙所在地之名,亳当在东北西南部一带。“商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内蒙古昭盟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及河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从这一地域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具有内在联系,是同一人类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南迁移,这就是商人的南下

先商文化东北说也得到人种学研究结论的支持。著名人种学家潘其风先生对安阳殷墟商人贵族墓的人骨鉴定的结果证明,殷人绝大多数具有北方人种的特征。杨锡璋先生根据众多的商墓发掘,判定商族有崇拜东北方位的信仰,可能表示对其先祖起源地的怀念和崇敬。若以安阳殷墟商墓的地望去观察,大、小凌河流域均属于其东北方位,这里正是商人魂牵梦绕的先祖发源地。郭大顺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不仅是指辽西地区是先商时代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和燕亳所在地,还可以与更早的红山文化相联系,因为红山文化发现了以祭祀祖先亡灵和先祖偶像的坛庙冢遗址群,这个遗址群不仅组合齐全,而且规模特大,表明其级别极高,至少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共有……苏秉琦将红山文化这个特大祭祀址与分布于四周的商周之际窖藏青铜器群相联系,提出商周时期曾在这一带举行郊、燎、褅等重大礼仪活动,如与殷人尊东北方向的规律相联系,无疑为商起源与东北地区有关的又一重要证据。”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确定,商人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

(二)古燕族

古燕族历史非常悠久,从甲骨文记载看,其族名可追溯到商王武丁时期。关于古燕族,商代甲骨卜辞写作“炎”,西周金文中作“匽”,战国金文中作“郾”,为音同异署。甲骨文有“□□卜……在炎、竹……一牛。”炎即燕,燕、竹并称,地域上接近,二者不为臣属关系,他们都是商的方国。有学者认为,古燕族得名于燕山,这一看法不能成立。实际上应是燕山得名于燕族。古代以族名国、名地常见,许多国名、地名其实也就是族名。“在我国古代,存在着族名与地名的同一关系。这种现象,愈古愈突出;越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越明显。那么,族名与地名何者先有?回答当然是先有族名,地名则是族名的借注。……道理很简单,人类未去居住以前,一切地方都无名可称,人类居住以后,原始的地名才因族名而得。” 

古燕族属于东夷族支系,很早就居住于燕山南北地区,其中辽西地区属于燕族分布之地。有学者认为,燕之名,为殷之旧称。故燕毫,应包括今河北北部,东北部与东南部,其中尤其是滦源、凌源、建平与西辽河源地区燕和商有着同族关系,商时古燕族与其他部族杂居于辽西,是商的重要方国,为商镇守东北。在喀左马厂沟曾出土一批商周之际青铜器,有“匽侯盂”铭文。在朝阳魏营子发掘的九座西周时期的土坑木椁墓,从其结构和出土器物的特征看,均与商文化具有密切联系,属于殷人的支系古燕族文化。《左传·昭公十年》云:“及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此为商人的追述。肃慎在商时居于辽西一带,肃慎、燕、毫并提,相距不远。考古与文献互证,可知至迟在商末,古燕族已经活动在大凌河流域。西周初年,封召公奭于燕,为姬姓,但实际上燕国的主体民众却是古燕族人。考古发掘证明,周初的燕国与商代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说明早在西周燕国之前,此地已有一个商代燕国存在了,“燕亳”原即商代燕国的名称。西周初年,子姓燕国的名义仍在,燕族仍保留着氏族组织。陈梦家指出喀左青铜器与西周时期的姬燕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喀左、凌源、朝阳一带,“则此一带地方在西周初期当为燕人的重镇之一”。燕国既要防御山戎、东胡、濊貊等民族的骚扰,还要代表周王朝管理辽西地区孤竹、令支、箕等同族和封国。

西周时期,山戎崛起,逐渐控制老哈河、大凌河、滦河流域,燕人逐渐退出辽西,他们与山戎杂处,在辽西只能是“据点式”或“线状”的控制春秋时期,山戎不断侵燕,齐桓公讨伐山戎。此后东胡强大,与燕接界。战国时燕国击败东胡,东胡向北退却千余里,燕人重新进入辽西

(三)孤竹

孤竹亦作“觚竹”、“竹氏”。孤竹有着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作卜辞中有“竹侯”、“竹来”、“竹归”等,金文称“孤竹”。孤竹先人曾为卜史、贞人,有“卜竹”。孤竹与殷商为同族源,至迟在商初年已被封为子姓方国,《史记·伯夷列传》索引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竹”之本来意义应是氏族名或国名 ,早在3600年之前就已经活动在辽西地区

关于孤竹名称来源,学界有各种看法:其一,“孤竹”亦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反映了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因此而名“觚竹”。其二,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认为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认为“孤竹”象征着男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从男根崇拜的角度看,竹之挺拔,正男根之象也。” 其五,以为“孤竹,竹特生者。孙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阴竹,生于山北者。其六,、竹皆有简册、礼法之义,竹为管乐。其名疑原自帝喾嬴姓在东北辽西后所建的礼乐之邦,出竹即出管乐。孤竹乃是东北辽西古嬴之族而以礼乐称之者,因以墨台为姓,孤竹为国。以上种解释均具有推测性质,但以竹名族似乎更有说服力

孤竹属于东夷,是商时东北部重要的诸侯国。孤竹作为一个较大的侯国,存续时间前后长达1000余年,其疆域和都城必然随着自身势力兴衰、王朝更替和民族关系变化而出现疆域盈缩和都城迁移,且看已有文献资料记载: 

 

《孟子》:“孤竹之君居北海”。“北海”即今之渤海。

        《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县条注曰:“有孤竹城。”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

    《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

《通典》178《州郡八》:“营州,今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地。 ……柳城有……龙山、鲜卑山、青山、石门山、白狼山、白狼水。”

《辽史》卷31《地理志》兴中府条载: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

《太平寰宇记》卷71《营州》:“殷时为孤竹国”。

《嘉庆重修一统志》永平府山川:“孤竹山,在卢龙县西,《水经注》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汇也。旧《志》洞山,古孤竹山也,距城西十五里,山椒产金沙,半产银矿,底产铁冶。有洞,孤竹国城在其阴。”

《大清一统志》载:“土默特二旗,本孤竹国。”(土默特二旗辖地包括今辽宁省北票、阜新的部分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

《路史·国名记》:“孤竹,今平云卢龙……营州皆其地”。

《锦州府志》载:“宁远州金汤、海阳,商孤竹国地”。宁远州即今兴城。

《汉书地理志详释》:“旗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

 

根据文献记载所涉及之地,可以认定孤竹人曾经活动的疆域范围大体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南部。主要包括辽宁省的喀左、朝阳、北票、锦州、葫芦岛部分地区,河北省的卢龙、迁安、昌黎、秦皇岛等地。有些研究者将辽西朝阳地区排除在外,这是错误的。根据上述记载可知,辽西朝阳地区曾是孤竹人活动的重要地区。

除文献记载外,考古发现也证明上述文献记载的可信性。孤竹与先商为同族,其最初活动地域相近,学界倾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先商(包括孤竹)遗存,也有人认为魏营子文化为孤竹遗存。而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的核心地区都在大凌河流域,因此可以推断孤竹最早居住地当在大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都呈现出由北向南发展过程,这说明孤竹文化向南扩展或迁移。结合西周时期山戎不断南下的情势,孤竹沿玄水、濡水向南迁移是成立在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南部,已有关于孤竹国的器物发现。1973年,在喀左北洞村出土一件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上有铭文“父丁孤竹亚微”,其意为“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叫丁的所做铜罍。”这是商代孤竹国在辽西朝阳地区的重要物证。自喀左县山咀子镇至朝阳县大庙乡,沿大凌河两岸110公里长的地域内,已出土商周青铜器70余件,可能与孤竹国有关。“其实在喀左地区先后出土数批商代青铜器,说明这个地区不仅在孤竹国辖区内,而且是该诸侯国重要的城镇,以青铜文化著称,甚至在整个商朝都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学家唐兰先生断定喀左应属于孤竹。他说:“从文献上考察,这个地区,在商代属于孤竹国,也就是伯夷叔齐的老家,现在从出土实物上可以得到证明了。”他进一步解释说:“《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县下说:‘有孤竹城”,应劭注“故伯夷国’。清《一统志》‘令支故城今迁安县西’,又‘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孤竹城在其阴。’据《尔雅·释地》觚竹是北荒,《逸周书·王会解》有孤竹、不令支,《国语·齐语》、《管子》和《史记·齐世家》都记载齐桓公伐孤竹事。今河北省迁安县附近的古孤竹城,可能是孤竹国的一个都邑,而孤竹国的国境决不止此。清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则说:‘(今喀喇沁左翼)旗南八里有故龙山城,盖即令支城也。……又旗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汪士铎《水经注图》所附《汉志释地略》则以喀喇沁左翼为《汉书·地理志》的辽西郡文成县。今按喀左在迁安东北,离迁安不到三百里。这种属于四荒的国家,还在游牧情况下,地广人稀,喀左应属孤竹是无疑的。” 

有人认为,孤竹地域只限于河北卢龙及周边,不妥。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历史上的孤竹国绝非商朝偏远的诸侯小国,其控制面积在当时属于诸侯大国。商周时期记载地方方国,一般是以都城为标志,而在都城之外,必定还有其它城邑和散居地。因此,不能简单地仅将都城所在地视为其疆域范围。在孤竹国君所居之都城之外,一定还有广阔的地域。《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按商周礼制,孤竹属于荒服。乃偏远之地说明孤竹距商都很远。而且孤竹国北部存在着游牧经济,也说明孤竹北部疆域一定十分辽阔“孤竹活动的区域,大体是南起渤海北岸,北抵北票、敖汉旗的南部,东自辽宁兴城,西至滦河下游。” “孤竹的活动范围估计在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大体包括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渤海湾的范围内。”当然,理解孤竹国的疆域,不可简单按现在主权国家疆域去理解,在当时部族国家情况下,在孤竹国疆域内,还有一些其他部族穿插于其间,孤竹国对其疆域更可能是“据点式”统治。

 

   1-5  喀左出土青铜器孤竹铭文

大凌河流域的喀左、朝阳等地是孤竹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孤竹的东部疆域到达渤海西岸。《孟子》说“孤竹之君居北海”,“北海”即今渤海,学界对此共识。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海滨,海北涯也”这里的海滨诸侯指渤海湾的各诸侯国,他们属于同一族群文化。《管子》记载齐桓公“破屠何,伐山戎,斩孤竹”。屠何、山戎、孤竹并提,说明三者疆域相连。屠何亦作徒河,“亦东北夷也”,原居于老哈河流域,后迁徙至锦州、葫芦岛一带。屠何的分布区是小凌河下游,其城址在今葫芦岛市邰集屯镇北小荒地村靠近渤海。而孤竹和屠何相接,说明孤竹地域接近海滨。一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包括孤竹,证之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可知孤竹国的领土至少在商末周初业已到达辽西地区,其中应包括辽西滨海地区。” 

关于孤竹国的都城地望,目前主要有河北卢龙说、迁安说和辽宁喀左说三种说法。

河北卢龙说。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说:“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并说有孤竹君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史记》卷4《周本纪》集解引唐人司马贞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对于卢龙说,早有学者存有疑问,《国策地名考》说:“(孤竹城)故迹已不可考,城(卢龙之孤竹城)或后人所筑而冠以故名云。”《战国策释地》赞同此说,并谓:“《汉志》,令支有孤竹城。令支,在今永平府(府治即卢龙县)东北。今府西十五里有孤竹城,盖后人所筑被以古名也。”《史记地名考》亦说:“《水经注》,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玄水自肥如来,西南通孤竹城北,西入濡。孤竹城,今河北卢龙县南。又有孤竹山,在县西。殆出附会。”

河北迁安说。《汉书·地理志》称辽西郡令支县境“有孤竹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有学者认为,孤竹城在今迁安县夷齐庙所在地,相当于迁安市坨上村及滦县孙薛营村

辽宁喀左说。此说最早见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他认为喀左是孤竹国都城,“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利州即今辽宁喀左。

孤竹都城各说,均有所据。孤竹都城似不应以一地求之。孤竹国前后存在上千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因内、外各种原因,其都城不可能没有迁移。因此上述三种说法并不矛盾,陈槃先生认为是“孤竹或尝迁国,亦未可知。”  孤竹都城迁移的大致方位或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有人认为,“商代竹氏地望可从甲骨文、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得到证明:确实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孤竹的旧都在卢龙,后来其势力向北扩张,喀左应是其新都之所在。 也有人认为,孤竹国都城迁移不在一处实属正常,孤竹都城由北向南迁移“应当指出的是,孤竹国的都邑在立国之始并不一定建在或设在今卢龙县一带,很可能建在辽西或其它地方,后来有所迁移,到商朝后期甚至在西周国势衰弱时,才迁至这一带的。这在远古并不足为怪,商朝的国都就曾多次迁移。由此看来,孤竹国的都邑亦难确认仅在一地。有的学者曾提出孤竹城在辽宁省喀左县城东北25华里一个地方,也是并非没有可能的,但即便是的话,也在商朝或西周初期,不会在西周的中、后期。”考诸孤竹历史,曾受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北方的山戎,另一是来自南部的燕齐,因此南迁说、北迁说均有其历史背景。毫无疑问,辽宁喀左和河北卢龙都曾是孤竹的中心区域。

考古发现证明,辽宁喀左的确曾是孤竹都城所在地。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与孤竹国的分布范围和存续的时间相符,魏营子文化可能就属于孤竹国的文化遗存。山戎与孤竹为“与国”,即同盟。齐国越燕而伐孤竹、山戎,说明孤竹的都城当在北方。吕调阳认为喀左是孤竹国都城,这并非随意臆测。吕调阳并不知道喀左窖藏青铜器,他认为喀左是孤竹国都城必另有所据。而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父丁觚竹亚微”罍铭文恰恰证明了吕氏的说法。“我省殷周之际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基本上集中在大凌河沿岸,特别是在喀左县境。在古代大凌河是关内通向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途径,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商代孤竹国很可能包括这一地区,朝阳地区出土的唐代和辽代墓志中,常提到孤竹的名称和方位,说明孤竹的地望与朝阳、喀左相距不应太远。”而且,孤竹的铜器与箕子的铜器在喀左同出土,箕子投奔孤竹必然去其君主所在地都城,而不是一般的城邑。孤竹君为墨胎氏。墨胎氏,又写作墨夷氏、明夷氏等。墨夷、明夷为同音异署。明夷即箕子所封之明夷,先是族名,后以族名地为地名。据考证认为,明夷即今朝阳一带。武庚叛乱失败后北奔,箕子正在夷地朝阳、喀左等地属于明夷,故孤竹都城当在喀左一带是有根据的。 

孤竹国灭亡后,以孤竹命名的地名却一直延续。汉代设置“狐苏”县,“狐苏”一词可能源于商周时期的孤竹。常征先生认为,孤竹由“狐厨”音变而来,狐与孤相通,“孤苏”即“孤竹”的音变。汉代的孤苏县当来自春秋以前的孤竹。据考证,朝阳县松树嘴子古城遗址为“狐苏”县治。史书记载唐朝在营州设孤竹县。在朝阳珍珠岩厂发现的唐《朝阳杨律墓志铭》碑文曰:“公讳律,字肃容,其先弘农人也,后述职北迁,避地柳城,故今为带州孤竹县人焉朝阳市农校院内出土的唐代《朝阳骆英墓志铭》曰“公讳英字义弘,昌黎孤竹人也”朝阳县西大营子乡出土的唐代《朝阳高英淑墓志铭》曰“夫人讳字英淑,昌黎孤竹人也带州、昌黎为同一地方,属营州,有学者认为即今朝阳木头城子故唐代的孤竹县在今朝阳市附近。《辽史·地理志》中京道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在今朝阳县南、葫芦岛市连山区北交界处有“孤竹营子”这一地名。从地名学角度看,“孤竹营子”由孤竹和营子组成,孤竹是古族名(国名),蒙古人称村庄为营子,它是因族或因国命名。“孤竹营子”由孤竹这一族名(国名)延续演化而来。孤竹人生活于此,遂以其族名地,“孤竹”这一地名同孤竹国一样古老。“孤竹营子”这一地名充分说明三千多年前孤竹人便生活在这里,这一地名是孤竹族、孤竹国在辽西的铁证,是极其珍贵的地名活化石。

另外,伯夷、叔齐兄弟饿死的首阳山地望也是探寻孤竹国地理位置的一条线索。《史记·伯夷列传》集解、正义胪列唐代以前五种不同的说法,即马融的河东蒲阪华山之北说、曹大家注《幽通赋》的陇西说、戴延之《西征纪》的河南洛阳东北(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北)说、《庄子》的陕西岐阳县西北说《说文》的辽西说后人亦有卢龙说、迁安说、滦县说、兴城说、喀左说等,可谓众说纷纭。

伯夷与叔齐当在孤竹境内避难,不会到其他地方。在诸说中,除辽西、卢龙、迁安、滦县、兴城、喀左说因在孤竹境内而合于情理外,其它诸因地望距孤竹国不可信。《尚书·大传》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北海为今渤海。则首阳山当在冀北辽西一带求之。结合嵎夷、旸和孤竹窖藏青铜器地点,有学者对此加以辨析,认为首阳山在辽宁的可能性最大首阳山即大阳山,喀左有大阳山,“日出之初,光必先及”。首阳山即迎日之所出,这也和朝阳地区远古日崇拜相暗合。说文》土部:“嵎夷,在冀州”;山部:“山,在辽西,一曰嵎夷谷也。”曾运乾《尚书正读》认为“崵谷为首阳山谷。上古的冀州包括河北省、京津地区辽宁北宁市医巫闾山以西的辽西之地,这为学界普遍认同。伯夷、叔齐在武庚叛乱时还活着,他们隐居于孤竹某地,武庚曾派使者到孤竹见到他们,由此可以推断,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应在朝阳喀左境内。

孤竹国的社会经济亦较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等都达到较高水平。朝阳地区北票丰下遗址建平县水泉村遗址、建平喀喇沁遗址、喀左小转山遗址等都属于孤竹人活动的地区。在这些遗址中,出土很多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锄、石铲、石棒、石臼等,发现圆形房子的石基和储藏窖穴,在窖穴内有炭化的粮食,经鉴定为粟、稷、蓖麻子等,说明孤竹人过着定居农耕生活,农业生产已达到一定水平。孤竹也有着发达的畜牧业。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孤竹国的特产有“距虚”,《逸周书》孔晁注云: “距虚,野兽,驴骡之属。”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驴为牡,马为牝,生骡;骡为牡,马为牝,生”。反映了孤竹农业与游牧畜牧业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喀左地区出土的大批青铜器,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其中一些明显具有北方民族特色。朝阳地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青铜冶铸造,孤竹人继承这一技术传统,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上达到较高水平。

孤竹虽属“荒服”,但在辽西地域方国中,其文化发展水平亦较高,属于“礼仪之邦”。孤竹和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甲骨卜辞中,有关竹国的记载共有四十余条,孤竹人不仅在商王朝担任卜人,而且竹国的女子还嫁给商王室为妻妾,甲骨文中就有“妇竹”的记载。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的刻有“父丁孤竹”的青铜器书,同此器一同出土的商周窑藏青铜器共十多件,这些青铜器都属于礼器,足以说明孤竹的社会发达程度。在商王武丁王后妇好墓曾出土刻有“妊竹入石”的石磬,这是孤竹向妇好进献的礼物,说明孤竹使用中原的乐器。孤竹有乐器称为“孤竹之管”,这是在周代祭天仪礼中使用的重要的乐器孤竹与东夷有着族源关系,王震中先生说:“史前东夷族的音乐造诣和贡献也是杰出的。莒县陵阳河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一种细柄陶杯。……这件可以吹奏的带有竹节棱的细柄杯,向我们透露出史前东夷人已发明了丝竹乐器。查阅古籍,我们将会发现,古代用来定律的管竹之音及丝竹乐器,确为史前东夷人所发明。” 孤竹的音乐成为礼乐之邦的华夏文化的一个来源

需要说明的是,孤竹国虽处于偏远“东夷”之地,但其文化无疑是属于商文化体系,为华夏文化的部分。伯夷、叔齐父子兄弟既有姓名又有表字,死后追加谥号,这无疑也属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内容。伯夷、叔齐兄弟互让诸侯王之位,兄友弟恭,反对“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也是为华夏传统文化的精髓。总之,孤竹文化绝不能视为“夷狄”文化,而应属于华夏文化的范畴

公元前664年,山戎、令支、孤竹等联合侵燕,燕向齐求救,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这次北伐给予山戎、孤竹以重创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再次“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最后消灭孤竹、令支残余势力,孤竹国从此消亡,其疆域并入燕国。

(四)箕子朝鲜

箕氏也是一个古老的氏族,与商是同族。箕甲骨文作,二者相通,如“又老“王其在,金文如”等,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方鼎有侯亚”铭文。《史记·宋微子世家》曰:“箕子者,纣亲戚也。”裴骃《集解》引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这是将国名与爵位合称为箕子商朝的国家组织是以同姓氏族方国为基础的,“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由此可知,箕作为商朝的同姓方国很早就存在。

箕族最早居于何地,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箕即古冀国之冀,其封地在今山西河津,或认为在今山西榆社,或认为在今山西蒲县东北的箕城,或认为在河北北部易水流域,或认为在山东莒县。随着喀左青铜器的发现,有更多学者倾向于在周初的燕地即辽西一带,“在已出土的箕族器中,北洞方鼎时代最早,因此辽西一带至少是箕族早期主要居地之一。”“过去一般都据山东半岛多出西周春秋时代的器,以为古代国一直在山东境内莒县北。但从商代考古看,商代的族主要并不在山东境内。”箕与商同族,先商不断南迁,箕成为留守在祖居地的子姓方国。商末燕亳、孤竹、箕等属于北土商文化,箕族铜器在北京卢沟桥、房山琉璃河、顺义牛栏山和辽宁喀左出土,说明箕族是商末周初北燕境内的原居大族。其他各地的箕氏,当是商朝早期由辽西迁徙去的,属于辽西箕氏分支。箕族的首领在商曾为“贞人”,为畿内的侯亚

箕侯传至箕子胥余时,已是商末。司马彪谓“箕子名胥余”,指的就是具体的箕子箕子又称箕伯任太师一职,是商纣王的叔,他和微子、比干同为朝中重臣,后世称之为“殷之三仁”末年,王昏庸无道,微子、比干和箕子力谏纣王,纣王不听,微子逃走、比干被杀,箕子 “乃被发详(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大约在商末,“箕子之明夷”,率族众北走来到祖居地明夷。

关于箕子所去的“明夷”,当为地名或族名,《周易·明夷》六五爻辞:“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这是关于明夷的最早记载。明夷具体地望学界看法不一,我们认为明夷即嵎夷、朝鲜,地在辽西喀左、朝阳一带,这可从文献、考古和事理等方面得到证明。

从古文字看,“明”和“朝”有着密切关系。“朝”字在甲骨文中作“”,“”的左旁像日在草木间,盖原为日出草间之,是“朝”字之本体。即早晨之意,故《说文》解“朝”作“旦”,又解“朝”为“”,故段玉裁注曰:“明当作朝”。后字省去“木”即成了。这个字可以隶定为“明”,但不是作为明亮解的“明”字,因为明亮的“明”,甲骨文、金文都作从囧从月的“”形。商周文字皆只有窗牅,而无日月明。可见甲骨文“明”应读“朝”,而不是明亮的“明”。王玉哲先生列举大量甲骨文、金文资料加以证明,并得出结论说:“甲骨卜辞中凡有从日从月之‘明’,都是朝夕的‘朝’字。其形体与作明亮解的从囧从月之‘’(明)字形体很相近,极易混淆。大概到战国时,就有人错误地以‘明’(实朝字)代替 (明)字。许慎作《说文解字》,又从壁中书录‘明’字附于‘’下,误以为是 (明)字之古文,遂使作早晨解之‘明’(朝)不传,而误解“明”为明亮,与‘’(明)字一同流传下来。” 因此,“明”即“朝”,本意为早晨,有东方、日出、昌明之义。“鲜”,一般解释为“夷”或“胡”,故“明夷”即“朝夷”、“朝胡”。又《尔雅·释山》曰:“小山别大山”为“鲜”,释曰:“谓小山与大山分别不相连属者,名鲜。” 可见“朝鲜”即日出于山之意。

《左传》载卜人楚丘曰:“明夷,日也。”注曰:“明夷,离下坤上,离为火为日,坤为地,日在地下,故曰明夷。”又曰:“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服虔注曰:“融,高也。”明夷之谦即日出之时。古人认为日出之地为嵎夷,曰旸谷。《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后汉书·东夷“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说文解字旸山,在辽西……一曰嵎夷,旸谷也。嵎字从山,是地域名。旸是日所出处之称。从“日出于谷而天下明”,可知古人认为日出于山,而不是出于海。红山文化的人们有太阳崇拜,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有一个由石块排成的同心三重圆,这实际上意味着太阳崇拜。红山文化先民们认为这里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也就是旸谷“嵎夷本于嵎地,明夷、朝鲜本于旸谷。因之两者既是地称又是族人称。”李镜池先生认为“明夷”是“东方之国,日出处。” 战国秦汉时期,辽西郡大体上包括今秦皇岛和朝阳地区,故朝鲜、明夷、嵎夷这一地区。“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现在的辽西就是古人心中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名之为朝夷” “经过勘误的明夷,其实也就是朝夷;因为‘朝’所彰显的的文化基因,作为太阳升起之地的嵎夷旸谷说到底也就是朝夷。三千年前,先有箕子所往,后有武王所封的‘朝鲜’,其实就在冀东北及辽西一带。”这一地区商周时属于孤竹国范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正在孤竹国的疆域内活动箕子、孤竹有密切联系,正是“朝鲜建国,孤竹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朝阳县志》中亦记载有高柳密云地名、山名与此相合,绝非偶然。

考古资料与碑文互证也说明明夷即朝鲜,地望在辽西。其一,北周庚信《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记豆卢恩是昌黎徒河人,其地“朝鲜箕子(注曰:《英华》卷九二“箕子”作“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隋大业三年(607),炀帝巡视东突厥,于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碑文中的“朝鲜”是地名,也就是箕子所适朝鲜。在喀左北洞村出土的铜器铭文有“”,这正与“朝鲜”地望吻合。喀左又有大阳山,迎日之所出,与“旸谷”之意暗合,可知“朝鲜”当在辽西。其二,20世纪末,在洛阳市孟津县七里村征集到《高质墓志》,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其墓志铭讲述其族源曰:“公讳质,字性文,辽东朝鲜人也。……白狼余祉,箕子之苗裔寔繁;玄鳖殊祥,河孙之派流弥远。”追溯自己的祖先为箕子,其族源地就在白狼。喀左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有孤竹、微子、箕子等,出土地点就在白狼境内。喀左有白狼山、白狼水和白狼城。白狼山今称大阳山,位于喀左县大城子镇西南二十三公里处。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流经白狼古城。西汉的白狼城位于今喀左县黄道营子乡,地处白狼山北麓,东距大凌河(白狼河)半公里汉代城址尚存。据考证,这里最早居住着良人,也就是《逸周书》所记之良夷。狼为良的音转,良夷逐渐从辽西东迁到辽东和朝鲜半岛,汉代的乐浪之人,是商周时期东迁良夷之后裔。正所谓“白狼余祉,箕子之苗裔寔繁”,这是箕子定居“白狼”的有力证据。

从事理看,箕子的祖先与商同为子姓,其祖居地本在辽西。后来先商不断南迁,而孤竹、箕等成为留守在祖居地的诸方国之一,也是南迁进入中原的商人的大本营。商周鼎革之际,许多子姓商人都逃亡到北方,“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箕子也“之明夷”,逃回祖居地避难。这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宗族社会基础,回到祖居地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有人认为,喀左发现的窖藏青铜器乃因急迫而弃置,因此否定箕族在此居住。苏秉琦先生则提出尤为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认为,喀左青铜器窖藏埋藏分布特别有规律,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是因急迫而弃置。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的小三角范围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祭祀区。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牛河梁和东山嘴祭祀遗址。同时,“在同一范围内发现的6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成一线,达几十公里,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女神庙近旁发现的冶铜址同样说明这一地段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它们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过和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墓群,却连续发现过相当殷周之际的青铜器群窖藏达六处之多。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还有可能发现与窖藏同一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这里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冢’(积石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喀左一带发现的箕侯遗物,主人应为箕子说明箕在商代就活动在辽西一带辽西地区与商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周武王即位,封箕子于朝鲜,是延续旧制,并不是开始就把箕子封在今天的朝鲜半岛。朝鲜”原本在辽西冀北一带,不在今天朝鲜半岛。

根据已有史料分析,箕子迁徙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商周之际,商纣王拒谏饰非,箕子被囚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也可能在时局混乱中,箕子已暗中出逃,率族众“之明夷”。箕子率族众迁往辽西孤竹之地,是秘密进行的,不可能大张旗鼓,否则周武王不会允许。辽西是殷人的祖居地,有殷人的同族孤竹、箕族、微族等众多殷遗族可以依赖。从喀左窖藏青铜器中箕侯、孤竹器物同出看,孤竹接纳了箕子,箕侯和孤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带有箕子铭文和孤竹铭文的青铜器同出一地的真正原因。箕子在都城任职,跟随箕子避难的族众,绝大多数当是跟随箕子住在殷都的族人。箕子率族众来到明夷后,在其地又重建箕侯国,可能受其影响,也有其它反周的殷同族遗民迁到此地,在喀左出土的多批窖藏青铜器中,多氏族铜器同出一处,可能说明这一问题。箕子到明夷后,仍称箕侯,箕侯朝鲜国在辽西,其国族的徽识是侯亚”。张博泉先生认为,“箕氏于殷末迁来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箕子于殷末适朝鲜,朝鲜为地域称,即《易·明夷》‘箕子之明夷’的明夷,童书业以朝鲜即嵎夷,《说文》嵎夷在辽西。箕子以当地的秽人为本立国,建立制度,其西南及西为孤竹,东不过辽河。活动中心在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箕子率领部分族民进入东北后,第一个落脚点是在当时的孤竹族所居附近,并没有越过诸多辽西古族而直接进入到古朝鲜之地。故文献中才能有‘箕子之明夷’、以及周以孤竹之地‘封于箕子’的记载。”武王得知箕子“之明夷”,遂以“朝鲜封之”。下面几条史料相互印证这一点:

 

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锡朕以国,阐《洪范九畴》,锡侯以道。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逸周书》)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史记·周本纪》)

武王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十三祀”即武王灭商之第二年,与《史记·周本纪》“后二年”正同。所谓“释箕子之囚”即宣布箕子无罪。周取代商后,周武王曾向箕子问政,箕子从明夷朝周,接受分封。“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箕子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

箕子第二次迁徙很可能在“武庚叛乱”之后。周武王灭商,担心商部族反抗,采取一系列安抚商人的政策,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同时也加强对商人的防范,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召公奭於燕。”周武王死后,武庚联合管叔、蔡叔等叛乱,殷的同族方国“徐、奄及熊、盈以畔”。武庚派使者联络孤竹国和伯夷、叔齐、箕子,要求他们参加反周。《汲冢书》记载了这一情况: 

 

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指武庚)在邶,父师(指箕子)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

伯夷、叔齐曰:“此非吾事也。”

曰:“然则叩马而谏何为?”

曰:“为万世之君臣也。”

曰:“然则今何为?”

曰:“有死耳。”

曰:“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亦周之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

遂饿而死。

 

这是一条极其珍贵的史料,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一,胤子指武庚父禄,邶即燕亳之地,王国维在《北伯鼎跋》中认为“邶即燕”。父师指箕子,夷指的是明夷之地,这里是商周时期的东方,属于东夷之地。其二,武庚叛乱时,箕子正在明夷(朝鲜);其三,武庚欲联合伯夷、叔齐、箕子共同反周复商;其四,伯夷、叔齐、箕子拒绝叛乱;其五,为不仕周朝,伯夷、叔齐饿死。箕子即不愿参加叛乱,也不愿成为周的臣子,进退两难。且叛乱平息后,辽西尽为周地,箕子遂率族众迁往辽东立国,所谓 “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 

此后,箕子在辽东苦心经营,不断发展壮大,并向周边扩张。“西周末、春秋初,箕侯易国名为朝鲜侯,势力强大,并韩侯,据有辽水(今辽河)东、西之地,统治的中心由辽水西转移到辽水东,以今辽阳为中心发展为东北夷中一个大国。”此后,朝鲜一名见之于春秋、战国史籍,如《管子》、《山海经》、《战国策》等。《管子·揆度》曰:“发、朝鲜之文皮”。《管子·轻重甲》曰:“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以为币乎?可见,发和朝鲜相邻。关于发之地望,说法众多,较为合理者为在今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南部。如此,则和发相邻的朝鲜也当在此处。《战国策·燕策》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东海指黄海,北海指渤海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或认为列阳即辽阳。这时的朝鲜当在辽西、辽东之间。约在战国以前,箕子的后裔进入辽东,并易箕侯为朝鲜侯,据有辽河之东、西。《路史·国名记》曰:“辽东存箕子之伷(胄)”。日本学者中井积德认为:“朝鲜,箕子之封国,本在三韩之西,辽水之东,《宋史》云辽阳府即古朝鲜国,是也。后之袭称朝鲜者,妄自托耳,不可以地域论。”此说甚是,得其要领。

战国时,箕子朝鲜与燕国为邻。《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鱼豢《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尊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博物志》“箕子居朝鲜,其后伐燕,复之朝鲜亡入海为鲜国。朝鲜侯战败亡入海中,海中即指今朝鲜半岛北部,朝鲜侯是从朝鲜辽东退到后来乐浪郡地的

以上史料隐约勾勒出箕子及其后人东迁的事实,“朝鲜”地名也随着箕子的东迁而有一个东移的过程,因此学界的“移动说”应该更符合事实。王国维曾说:“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 吕思勉亦曰:“予谓箕子初地,究在何处,殆难质言。然必不在今朝鲜境,度其大较,当在燕之东北。”从喀左发现的商周之际青铜器“箕”侯铭文可知,喀左地区曾是箕族重要活动地区。“随着西周对冀东、辽西一带政治军事开拓的加强,箕族举族北上东迁,路过燕地、辽西地区,留下自铭的礼器,最后走之朝鲜的可能性是可以确信的。”张博泉先生认为,“箕氏于殷末迁来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  “箕子适朝鲜之地不在今朝鲜,而是在辽西” “箕子原封地所谓朝鲜,也应当在燕国近郊范围内去寻觅才合情理。”“箕子最初被周所封地,可能与封召公一样,同被封在燕山易水流域。”“我们认为箕子之朝鲜可能就在燕下都易水流域。” 上述诸看法可以概括为冀北辽西说,说明“朝鲜”是随着箕子的东迁而移至朝鲜半岛的。我们可以初步认定,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西的大凌河流域,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初迁到辽东地区,战国末年受到燕国的攻击,始移到鸭绿江以东。在商末周初的政治形势下,从辽西一带迁往辽东和朝鲜半岛的族群绝不止箕子一族,还有孤竹等古代民族的迁徙大都是举族迁徙,常常把原居地的地名或族名带到新的迁徙地。随着箕子的东迁,朝鲜、旸谷之地名亦“乔迁”至朝鲜半岛。朝鲜学者李肯翊在《然黎室记述》卷一中说到朝鲜、明夷和旸谷的关系:“我东朝鲜之称,古人以为地近旸谷故曰朝,出日先明故曰鲜。”这一看法是明夷和旸谷地名在朝鲜半岛北部出现后人们对“朝鲜”的新的解释,并非“朝鲜”本意。前述甲骨文、金文中的“明”是“朝”的简写明夷即朝鲜燕国货币“明刀”的“明”与“明夷”有关。产于辽西的刀币明刀上的文字“明”字为,明刀的前身是尖首刀,在尖首刀上的文字中有”(竹)、“”(箕)、”(鱼),为古族名。可见“明夷”、“朝鲜”与”(竹)、“”(箕)的关系。“箕子之后朝鲜侯因改“明夷”、“朝鲜”地名为国名,后又将刀币改革,统一币制的面文为“明”,基本符合由箕侯到朝鲜侯这一历史变化的事实。”学界有人据汉乐浪郡的朝鲜县认为箕子朝鲜的最初封地为朝鲜半岛北部平壤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古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将汉代“朝鲜”混为商周之“朝鲜”,把汉乐浪郡朝鲜县认为是“箕子之明夷”的初地,用汉县去解释箕子所去的商周时期的朝鲜,忽略了箕子曾在辽西这一重要事实,显然是不成立的。箕子最初到达的“明夷”在辽西孤竹国范围内,受封之朝鲜在辽西,然后迁移到辽东。箕子后人朝鲜侯最终迁徙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的箕子朝鲜当为辽西箕子朝鲜东迁后之延续,直到燕人卫满夺权,箕子朝鲜被卫氏朝鲜所取代。

需要说明的是,箕子及其后裔之所以要经过辽东至朝鲜半岛,是因当时辽泽所致。辽泽位于辽河中下游,其南北长约300里,东西宽约200里,面积广大,地势低洼,河川密集。“辽泽泥潦,车马不通”,阻隔东西。古代从中原到东北腹地或朝鲜半岛,除海路外,陆路几乎都要从辽西越过医巫闾山进入辽阳,从辽阳或去东北或去朝鲜半岛。从喀左、义县花尔楼、新民、法库、抚顺、东沟县沿海区等地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和成批的兵器,恰好勾勒出箕子从辽西绕过辽泽东迁的史实。武庚叛乱经三年后平息,“武庚北奔,有可能是投奔东北与箕子会合。”辽东是箕子迁往朝鲜的必经之地,朝鲜半岛的“北方式青铜器”环首刀,就是由辽西地区传播而来

箕子“之明夷”,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箕子带去中原的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汉书·地理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昔箕子适朝鲜,作八条之教”《后汉书·东夷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箕子在明夷立国,以“八条之教”教化百姓。八条即一为禁杀之约,二为禁伤之约,三为禁盗之约,四为禁部相犯之约,五为禁邑落相犯之约,六为禁同姓婚之约,七为禁淫之约,八为禁忌之约朝阳大地亦接受先进的商文化。随着箕子及其后裔的迁移,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通过辽西、辽东传播至朝鲜半岛,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和社会进步,“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朝鲜史学家安鼎福《东史纲目》曰:“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可见诗书达于礼教,影响极为深远。

(五)山戎

“山戎,亦东北夷。”唐人孔颖达认为“戎是山间之民”,故称之为山戎。山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时期,《史记·匈奴列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尧舜时期,山戎和发、息慎并提,都是居于北方的古老部族。《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山戎向周天子贡献“戎菽”。

山戎原为众多的戎族的一支,“山戎者,戎中之别名也。”诸戎“散居山谷,无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如屠何曾为山戎之一部。后戎中之一部山戎崛起,成为氏族部族联盟首领,故诸戎联盟被称之为“山戎”。至春秋时期,山戎日渐强大,令支、孤竹为其与国。《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记齐桓公“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由此看来,山戎在春秋以前在燕国北部,《史记·匈奴列传》谓“燕北有东胡、山戎”,而这一方位正是燕北辽西一带。山戎的活动区域,或持冀北说,在河北省玉田县附近;或持东蒙说,认为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或持辽西说,认为在今辽西大凌河流域。从地域和方国关系看,我们倾向辽西说。何秋涛《逸周书·王会篇笺释》云:“今直隶、承德所属之平泉、建昌、朝阳等州县,在周时皆山戎地。”《钦定热河志》亦认为春秋时山戎居地大体在辽西地区。孙进己认为:“山戎的西南应为孤竹和燕,山戎之西为无终,山戎之北当以努鲁尔虎山及老哈河上游与东胡为邻,山戎之东应为濊貊。”在《逸周书》中,山戎、东胡并提,可见二者是两个不同的部族。从考古学文化区别来看,努鲁尔虎山是山戎与东胡的分界,努鲁尔虎山以西属于山戎文化区,以东属于东胡文化区。在山戎强盛时,其文化也涵盖努鲁尔虎山以东。当然漫长的时间里,山戎经历由小到大的过程,其活动地域会发生多次变化,但大体上活动于冀北辽西一代,基本包括了朝阳地区或一部分。

山戎的经济为农业、畜牧和狩猎兼有的混合型经济。游牧狩猎流动性很强,其牲畜多马、牛、羊等,畜牧业主要饲养猪、狗等。其农作物特产之一是“戎菽”, “戎菽”为豆类,也称为巨豆,何秋涛认为是蚕豆。山戎的另一特产是冬葱。齐桓公北伐山戎后,向周天子“献戎捷”,“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从这两项特产看,山戎的种植业比较发达。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山戎密切相关。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从出土遗物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史载山戎曾向齐国一次进献“金(铜)百车”,可见山戎的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大约在西周晚期,山戎人强大起来,对燕构成持续威胁,并不断越燕而伐齐。春秋时期,山戎在齐桓公的打击下瓦解,一部分向北退却,融入东胡,一部分与燕人融合。此后取代山戎而活动于辽西一带的是东胡。

(六)东胡

东胡族的前身亦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逸周书》所谓“东胡黄罴”东胡也是众多氏族部落的联盟之称,而其自身具体族名已不可知。东胡与山戎相邻,活动于燕东北。《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曰“东胡,乌桓之先,……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的活动地域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变化的。有人认为,东胡最早为濊貊的一支,属于东北夷,活动在大泽东。“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这个“大泽”,学界说法不一,我们认为“大泽”即今辽河下游的“辽泽”。在古代,辽水在下游一带形成面积广大的沼泽地,称为“辽泽”。“辽泽”位于辽西、辽东之间,从远古到清代一直是“辽西”与“辽东”之间的地理、民族与行政建制分界线。从古代民族分布看,东胡最早活动于辽泽以东的辽东地区,其文化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从考古学文化看,至少从商末周初开始,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文化开始出现分化。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而以东地区先后兴起了魏营子文化、凌河文化。至晚在西周早期,辽东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由辽东越过辽泽和医巫闾山进入辽西一带,在大小凌河流域与当地文化接触交融,形成凌河文化。春秋时,东胡活动于燕国东北部。战国时期,东胡呈现由东向西的迁徙趋势,但其重要活动区域当在辽西朝阳地区。鲜卑为东胡后裔,鲜卑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说,“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紫蒙之野在“柳城西北紫蒙川”,一般认为即老哈河流域。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人活动的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旧昭乌达盟)、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在朝阳地区,现已发现多处属于东胡的曲刃青铜短剑墓,如朝阳十二台营子、喀左南洞沟、凌源三官甸子等。近年在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发现金柄曲刃青铜短剑墓,说明辽宁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在朝阳地区已经取代山戎,建立政治中心,拥有强大的控制力

战国时,东胡开始强盛,占据燕国边地,后燕将秦开率兵袭破东胡,东胡向北退却千里。燕在北边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修筑长城以防御东胡。据实地考察,燕所筑长城从辽西腹地穿过,在朝阳建平县境内仍保留长城遗迹百余公里。这说明朝阳地区在燕破东胡前曾为东胡占有。

东胡的社会经济为游牧、狩猎和农耕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东胡墓葬中多出土大量动物骨骼,证明饲养的动物主要有狗、猪、马、牛、羊等。东胡人还从事渔猎,在其墓葬中出土有用于渔猎的铜鱼钩和石渔坠。东胡也有一定的农业,但在社会经济中比重不大。“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曲糵,常仰中国。”从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马具、工具和装饰品等器物看,东胡的青铜冶铸业较为发达。尤其突出的是曲刃青铜短剑的木剑柄被铜柄代替,这需要用陶范取代石范,这一新的铸造技术标志着青铜铸造业的变革

(七)俞

《逸周书·王会解》曰:“俞人,虽马”。孔晁注谓“东北夷”。俞人即渝人,是居住在渝水流域的古部族。孙进己认为俞人当在“今牛河及大凌河下游”求之俞人也称“郁人”,《殷虚书契箐华》记有“”, “有”字,“”亦即郁人的“郁”。郭沫若认为“亦国名”,并确指其地望在殷都北千里之遥,相当于今大凌河流喀左一带《汉书·地理志》载:“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西汉设临渝县,县治在今辽宁朝阳附近,临近渝水。《水经注》白浪水又北经黄龙城东。……又东北,滥真水出西北塞外,东南历重山,东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隋书·地理志》柳城条注:“柳城有鸡鸣山、松山、渝水、白狼水。”《资治通鉴·晋纪十八》载:“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迳白狼山。又东北迳昌黎故城西,又北经黄龙府东,又东北分为二水,右水即渝水。”这都说明渝水是白狼水中下游段的某条支流或某段河流俞人当在此求之。从考古学文化看,这一地区相当于俞人的考古文化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北票丰下遗址,有学者认为,北票丰下遗址即古俞人活动遗迹

俞人参加了周初的“成周之会”,并向周王进献地方特产“虽马”。“虽”本作“嶲”, 孔晃注“嶲如马,一角,不角者曰骐。”在辽宁朝阳袁台子战国墓中,曾出土有独角马铜牌,独角马角长在额顶,与孔晃的说法极其相似,当即“虽马”。出土物证明,“虽马”在我国古代北方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而出产“虽马”的俞人居住地就在朝阳地区

 

 1-6  朝阳袁台子出土的带角蹄足动物青铜牌饰

 

俞人从事农业,丰下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斧、石刀、石锄、石磨盘、石杵等,遗址中发现贮粮的窖穴,储存的谷物为粟和稷。遗址中并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如骨锥、骨针等,还有牛、羊、猪的碎骨,说明畜牧狩猎业占有相当大比重。

(八)嵎夷

嵎夷也就是“郁夷”、“有截”。 《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有学者考证“有截” 即“郁夷”、“嵎夷”,是氏族名也是地名。嵎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郁夷”。《索隐》引《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铁乃夷字的古写法。《史记·夏本纪》《索隐》:《今古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云嵎夷在辽西。《说文》土部: “嵎夷在冀州阳谷”。又山部:旸,首旸山,在辽西,“一曰嵎夷旸谷也”。尹世积《禹贡集解》谓冀州包括今辽宁西境,河北的东北境。可见《说文》二说并不矛盾。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会释》认为其地在今大凌河流域。

嵎夷旸谷、明夷朝鲜。《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周易·明夷卜》记:“箕子之明夷”。嵎字从山,是地域名。旸是日所出处之称。从“日出于谷而天下明”可知古人认为日出于山,而不是出于海。“嵎夷本于嵎地,明夷、朝鲜本于旸谷。因之两者既是地称又是族人称。” 此点前文已经述及,此不赘述。

(九)肃慎  

肃慎亦为曾活动于辽西一带的古老部族,属于东北夷。《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语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肃慎,又名息慎、稷慎。一般认为唐虞时叫息慎,周时称肃慎、稷慎。肃、息、稷可以通转。

肃慎原居于燕山以北辽西一带,与先商相邻而居。“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与古燕亳并提,可知肃慎离燕不远,因此周成王、康王以前之肃慎应在燕亳一带求之。很多学者认为肃慎最早居住于辽西一带。傅斯年、吕思勉、陈梦家等学者认为肃慎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彭邦炯认为:“肃慎氏的地望在今日河北省东北、辽宁、吉林一带是没有问题的。”奚柳芳认为:“《禹贡》冀州之域东不出辽水,征以《尔雅·释地》及《逸周书·职方解》可知。《释地》与《职方》所述最东北的地方只及医巫闾山,医巫闾山在今辽宁阜新与锦县之间,濒大凌河西岸。根据以上资料初步分析,成、康以前的肃慎应在今辽宁省西部及相近的地方,大致在今燕山以东、医巫闾山以西。他在注释中又说:“谭其骧先生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并认为当时的肃慎可能在大凌河流域。”从考古学文化看,与肃慎族在时间、分布地域及迁徙过程相吻合的考古学文化是燕北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此学界倾向于“早期的肃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

肃慎先祖曾活动于辽西地区还有一些佐证。古代以族名地常见,许多地名其实也就是族名。先有族名,地名则是族名的借注,地名因族名而得。《后汉书·东夷传》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鱼豢《魏略》曰:“挹娄一名肃慎氏”。张博泉认为,挹娄是肃慎的同名异译“挹娄”就是“肃慎”。也有学者认为,“挹娄”是“肃慎”族系中的一部族丁谦、吴士鉴、翦伯赞、孟森等都认为肃慎当为众多部族的总称,挹娄“不过肃慎境中一部族,并不足以名国。第因生齿繁衍,分布各方,而肃慎主权日就衰替,不足以制驭之,其人遂据地自擅,互相雄长,于是肃慎一国,竟在若存若亡之间。以余考之,其国至晋实未尝亡也。” 肃慎的各个部族发展水平不一,又因所居不同而有沃沮、勿吉、挹娄诸称。不论是改称还是其中一部族,都承认“挹娄”和“肃慎”之间有密切关系。

挹娄读为“闾”,挹娄即商时期的古族“伊虑”。《逸周书·王会篇》附有《伊尹朝献·商书》,其中伊尹作《四方献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 关于“伊虑”古族地望,《逸周书汇校集注》汇集各家注释,其中王应麟注伊虑云:“汉辽东郡有无虑县。颜氏注:‘即所谓医巫闾。’伊虑即医闾也。” 陈逢衡《逸周书补注》注曰:“伊虑,郝懿行谓即《海内南经》之伯虑国。”何秋涛《王会篇笺释》曰:“伊虑即医闾。《楚辞·远游篇》云:‘夕始临乎于微闾。’王逸注:‘东方之玉山也。’引《尔雅》医无闾为释。医无闾作于微闾,亦声之转也。《海内南经》伯虑国,郭注未详。郝氏懿行曰:‘《伊尹四方令》正东伊虑,疑即此。’秋涛按:伯、伊字形相近,疑其讹也。”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曰:“古国,即医无闾,地在今辽宁境。”可见古今注家皆认为“伊虑”即活动于“医巫闾”一带的古族

学界认为肃慎最早由山东迁往燕北辽西一带“医巫闾又作医无闾,与无虑、无娄、符娄音通。医巫闾山在辽西走廊之西,急读则为挹娄,后迁肃慎故地,建立挹娄国,后融入于靺鞨。” “伊虑”即“挹娄”,是同一部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族名。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中认为周初肃慎西界必定达到辽河和山海关之间,或更及于关内。也有学者认为,“三代及其以前肃慎族的居住地恰位于东北与内地的相交之处。”即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李德山从古地名上求得证明,他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辽西郡且虑、宾徒,狐苏、徙河等县;右北平郡无终、赀、字、土垠诸县名,均与肃慎氏及其前人邾娄族有关。据考:“且虑也就是介娄,是东夷介族与邾娄族的合称;宾徒应是番邾,为番族与邾娄的合称;狐苏应是邾邾。徒河即是邾河,无终是牟邾。赀、字皆出自訾,也即稷慎之稷;土垠也即邾垠。土垠诸县,可以说,这些县名均与肃慎氏及其前人邾娄族有关。《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诸书载,古代河北北部及辽西地区有濡水(约为今滦河)、徒河(约为今女儿河)、卢河(约为今小凌河)、侯水等。濡水即是“肃水”、“邾水”;徒河亦即“邾河”,卢河犹言“娄河”,侯水也同样是“邾水”之转。从今名看,河北有涿县、涿鹿县、赤城县、昌黎县、乐亭县、卢龙县等,涿即“邾”,涿鹿即“邾娄”,赤城等于“邾城”,昌黎即“邾娄”,乐亭即“娄亭”,卢龙即“邾娄”。他如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朝阳及昭乌达盟的赤峰、红山等等,莫不与邾娄或者肃慎有渊源关系。他们留下的这些古今地名,是我们考查其地理位置的第一手材料

在今朝阳至医巫闾山之间,古代留下很多与“伊虑”部族有关的地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虑古族的迁徙活动范围和分布地域。如无虑扶黎且虑沃黎、沃连、昌黎等。虑、黎、娄、闾上古音基本是一致的,作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虽然其汉字译写方式不同,但其原词的语尾发音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族称语尾读音相同的族,族源相同,或者说在族源方面有着共生的关系,那么,其族称中读音相同的语尾,应该就是其共同族源的标识。”这些地名多分布于朝阳和医巫闾山之间大凌河中下游,如扶黎,东汉辽东属国有“扶黎”,《后汉书》之《安帝纪》、《鲜卑传》有“扶黎”,扶黎即伊虑、无虑音转。“扶黎”在今朝阳市东南郭家窝铺村。且虑,《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且虑县,为辽西郡治。考古调查中,在朝阳西北发现召都巴汉城遗址,位于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隘口的交通线上,从遗存性质和方位看,可定为且虑县。发现有学者认为且虑在今北票市东与闾山西部之间。沃黎,在医巫闾山西麓大凌河流域。可见伊虑(挹娄、肃慎)曾活动在辽西朝阳至闾山地区

夏商时期,肃慎一直与中原保持联系。《竹书纪年》曰:“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周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周成王伐东夷,“肃慎来贺”康王以后,“荒服者不至”,肃慎中断了与周王朝的关系。上述这些事件,应当是发生在肃慎迁居不咸山之前。大约在西周中晚期,肃慎族向东北腹地迁移。吉长地区发现的西团山文化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二者之间具有继承性,应即为肃慎东迁后的居址遗迹。此后肃慎又进一步北迁,最后到达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在不断的迁徙中,因环境的差异及与当地原始居民的融合,肃慎逐渐分化、组合成许多新的族群。

肃慎的经济类型是农耕与狩猎兼有,肃慎人善于养猪,《后汉书·东夷传》载:“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挹娄人“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遗址中,皆有猪骨随葬,并发现有用猪肩胛骨制成的卜骨。

除上述古族古国外,因商末周初王朝鼎革和社会变迁,中原一些族氏被周人迁来辽西或避难迁来亦不少,喀左一带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上有很多反映族氏的铭文,说明辽西是古代中原人迁徙和避难的主要地区。具体族氏如下:

鱼氏  在喀左海岛营子马厂沟小转山子出土的青铜器簋上,有铭文“鱼父癸”。喀左山湾子出土鱼尊,圈足内底中心铸有鱼形图案,有铭文“鱼”。这是以鱼作为氏族徽识的氏族。尖首刀上的文字有”(鱼),“”为古族。“可能是山东鱼氏于殷晚期迁来燕亳,时间与箕子适朝鲜为同时。”尖首刀的前身为产于辽西的刀币,尖首刀的使用时间为春秋前或延至春秋时期。

荷氏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甗,有铭文作宝彝”,被认定为商器。据考证,铭文“”字释为“荷”,取义为担荷,象人肩上荷戈并以手扶之。“荷”当是殷商时期某一氏族的族徽,或为土著或从中原迁来。

鬲氏  喀左兴隆庄和尚沟出土青铜卣,上有铭文“鬲”,为族徽。“鬲”在山东,应由山东迁来。

舟氏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提梁卣,内底有铭文“舟父甲”,盖有铭文“父丁”,当系两件同时期器后配而成,时代早于西周。或许在周灭商之际,舟氏族众迁徙到辽西喀左。

车氏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提梁卣,盖有铭文父丁”,时代早于西周。为族徽,”为鸟形,其型似燕,为玄鸟的图像,与殷人为同族,当是皋陶、帝俊之后偃姓族氏。偃姓氏族居于山东,属于东夷,或许在周灭商之际,车氏族众迁徙到辽西。

尹氏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方鼎,有铭文“叔尹乍旅”。《姓源》曰:“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后因氏焉。”尹氏于殷周之际前来辽西。

戈氏  喀左海岛营子马厂沟小转山子出土青铜卣,其铭文为“戈作父庚尊彝”。据判定,为西周早期器物。张博泉认为,戈氏既不属于殷族,也不属于周族,“戈为其族氏的徽识,当是夏遗民之在山东者。此器与匽侯盂同出,可见其迁来与周之关系。”

 海岛营子出土青铜卣,铭文有作父庚”,“”或认为是人名用字,或认为是氏姓族徽。

史氏  史氏器有二,一是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罍,有铭文“史”;一是海岛营子马厂沟小转山子出土的青铜卣,有铭文为“史戍作父壬尊彝”。史氏青铜器在山东青州亦有出土,史氏在山东,后迁来辽西。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簋,器内底有铭文父甲”,属于西周早期时器。“”为族徽,其字尚未识出,或认为是“党”字的初文,可备一说。结合已出土的器,邹衡认为族早期活动于山西太原,后西迁到陕,周武王灭商后,一些支族迁徙到洛阳,还有一支族迁到辽西。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簋,有铭文伯作宝尊彝”,为周初器。“

亦为“蟺”、“檀”,见于甲骨文、金文,传世有蟺姜鼎,利簋有“用作檀公宝尊彝”铭文,据此认定为姜姓。周时山东为姜姓封地,氏或有山东迁来。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簋,有铭文作义妣宝尊彝”,其中第二、第三字合书,大约为周初器。为氏姓,为私名。张博泉认为,似应为族氏姓,或即人名

伯矩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甗,铭文有“白矩作宝尊彝”,铸造年代当为西周初期。此器与北京琉璃河M253出土的圉甗形制、风格相近。琉璃河M251出土白矩鬲,其铭文有“匽侯易白矩贝”,可知其族氏有的居于辽西则无疑。

蔡氏  喀左海岛营子小转山子出土青铜簋,器底有铭文“蔡”,西周初年器。周武王为控制武庚,封其弟叔度于蔡,即蔡叔度。后蔡叔度和武庚联合叛乱,周公东征平叛,杀武庚,流放蔡叔度。史载“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於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出土蔡簋无爵称,当是蔡叔度之器物。蔡叔度流放之地史无记载,结合此鼎,可能喀左即蔡叔度流放地。蔡叔度可能是东北的最早流人之一。

 喀左县山湾子出土青铜簋,有铭文父戊”,为姓氏。

 喀左县山湾子出土青铜簋,有铭文“亚父乙簋”。铭文释文为“亚麑父乙”,为氏姓族徽。

  喀左波汰沟出土青铜簋,有铭文“圉”。圉是族氏、国名和地名,圉可能是从中原迁来,也可能是土著殷人。

庚氏  喀左山湾子出土青铜簋,有铭文“庚父戊”,当为殷末器。

 小转山子出土青铜簋,为氏姓族徽。                                                                                                          

五、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

辽西走廊是中原与东北民族迁徙的重要廊道,而通过辽西古廊道的连接,辽西朝阳地区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汇的重要场域和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这便决定了朝阳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朝阳地区的人群迁徙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人。有学者认为,鸽子洞人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同出一源,文化联系最为密切。在考古学文化时期(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朝阳地区的部族移动十分频繁。

朝阳处于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因此朝阳地区考古学文化最先吸收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朝阳地区为核心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其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保持很强的文化连续性。“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之密集程度超过近代村落,且文化堆积厚,遗迹、遗物极其丰富而多样,房址和墓葬集中而相互不干扰,表现出该部族在辽西地区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赵宝沟文化出现由猪鹿首和神鸟组合的灵物图案,这三种图案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上,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据研究,一般认为神鸟是赵宝沟文化先民的图腾;飞鹿是富河文化先民的图腾;猪龙是红山文化先民的图腾,三者集于一体,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同族属的人群在辽西的文化融合。红山文化尚玉,以玉器制造闻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众多玉器。据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器玉质为闪石玉,色泽多为淡绿、黄绿、乳白或浅白色,其原料并非产自本地,而辽宁岫岩这说明不同部族的文化交流。

在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周边存在着其他文化类型,如仰韶文化、新乐文化、龙山文化、后冈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高台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这些考古学文化通过族群迁徙而相互影响。“渤海湾的东北岸地区是我国文化史和民族史上至关重要的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这里属于东北亚古老的平底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流和人流不断反复撞击这一地区,使该地长期在文化上和人种上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势

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大地腾飞的时候,在中原则是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的绽放。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东起豫东、冀南,西至甘肃与青海交界处,北抵长城沿线,南达鄂西北。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花卉图案彩陶,庙底沟部族把当地特产的玫瑰花作为崇拜的图腾,用极为抽象的玫瑰花图案彩陶作为神器,从而又称为华族(花)。这个部族从渭河下游的关中地区产生发展,然后沿汾河下游北上到汾河源头,再进入桑干河流域。而在燕北辽西地区,以崇“龙”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不断越过燕山向西南发展,在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相遇。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河北蔚县的丰关遗址,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图案彩陶与红山文化饰龙鳞纹彩陶共出的现象。这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在不断拓展过程中相遇、交融、结合,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政治群体。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这一南一北两种文化的结合,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阜新县胡头沟和凌源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彩陶筒形器,龙鳞纹为黑彩,彩道宽而规整,常与其它彩陶图案如几何形纹、简化玫瑰花纹配合使用,这反映了多种文化的结合。红山文化的龙凤崇拜尚玉等文明因素,跨越燕山传入中原,为中华传统化的核心元素红山文化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中达到了顶峰,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受到来自中原的古文化的影响,陶器纹饰发生变化,由之字纹转变为中原盛行的绳纹,这说明中原文化对辽西古文化之巨大影响。

 

1-7  5000年前南北文化交汇示意图

红山文化对古代东夷文化亦产生影响。“东夷族广泛分布在渤海沿岸,主要是生活在山东半岛、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古代民族。东夷民族的葬制,主要用石块建造,即是石墓。石墓可分为积石冢、石棺墓、石椁墓、石室墓、支石墓等,其中具代表性的是石棺墓。石棺墓的最早建筑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与朝鲜半岛的石棺墓构造、建造方式相一致的坟墓,在中国东北地区被广泛发现。1985年在中国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石棺墓,即是证明。牛河梁积石冢遗址位于大凌河上游,大凌河从长城东部燕山山脉发源,注入渤海北部辽河河口。大凌河与渤海沿岸古代文化关系密切,也与古朝鲜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既吸收了相邻的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因素,又吸收了来自地域上并不毗邻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在商周之际,出现一次族群大迁移高潮,中原众多部族迁往朝阳地区,这反映在喀左出土的数批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上。一些青铜器明显是来自中原,一些青铜器则记录有部族的名称。1955年在辽宁喀左马厂沟发现了《匽侯盂》,“匽侯”即“燕侯”。此器的发现表明西周时期燕国势力已经北及辽宁喀左的大凌河流域,部族往来迁徙十分频繁。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魏营子文化是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介于丰下类型、早商和西周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夏家店下、上层之间,尚有一段时间空白,大约即商末周初这一阶段。魏营子、后坟这类遗存,从时代和文化面貌方面分析,都正好介于其间,它可能即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1979年,先后在喀左县南沟门、和尚沟发现了“魏营子类型”遗址。和尚沟A地点发掘了4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具有典型中原地区商代特征的铜卣、铜鼎和铜壶等,与之同出的陶钵则具有鲜明的魏营子类型的特点。因此,“魏营子类型,很可能是与窖藏铜器有关的一种文化遗存。”魏营子文化墓地7101号墓规模很大,该墓的墓圹长3.25米,宽2.76米,深1.l米。在墓椁底板上遗有大片面积的绢布一类丝织品约20余层。这是一座规格很高的大墓,这些丝织品可能是从中原运到这里的。喀左和尚沟墓地A地点M1规模较大,墓中出土铜卣内置海贝近百枚,这些海贝一定是从沿海部族交换而来

 

 

1-8  魏营子文化诸遗存分布示意图

根据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的分析,魏营子文化吸收并融合多种考古学文化因素。“魏营子文化构成因素是比较复杂的,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并融合了朱开沟文化、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与周邻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来自朱开沟文化一支活动性很强的集团自西向东迁徙至大、小凌河流域,与西进的高台山文化的势力和残留于该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民相融合,从而形成了魏营子文化。魏营子文化中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表明,该文化的形成,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几支考古学文化相互碰撞、裂变、融合的结果。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整个北方包括辽西地区气候发生转变,由较为温和湿润向寒冷干旱过渡,这就导致辽西地区农耕文化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畜牧业和游牧业的发达。游牧、渔猎与农耕文化远距离、大规模地交流,朝阳地区成为这种民族迁徙、交流的重要场域之一。朝阳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中原及周边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形制与风格具有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北方文化并存的现象。尤其是努鲁尔虎山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与朝阳建平相邻的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中,出土有中原文化系统的礼器,其中的“许季姜簋”明确来自遥远的中原许国“所有这些发现生动地展现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同中原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大量青铜礼器在大型墓内的发现,充分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这充分说明东胡(或山戎)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对北方相邻近的考古学文化有大幅度的吸收与融合,尤其是受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影响很大

从文献记载看,朝阳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东北古族肃慎、北发到中原贡献方土之物,必然经过辽西古廊道。在与朝阳相毗邻的内蒙古敖汉大甸子遗址中,出土的爵、鬹、盉等陶器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典型器物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这不仅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当,而且反映出两者之间曾发生过直接的交往。由于这些陶器具有礼器的性质,因而它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或暗示着中原地区夏代的礼制曾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过影响。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绘陶器上的图案看,有的纹饰的主题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相似,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夏、商时期,辽西地区的夷人不断南下,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夏时期,四方位之东方地域概念与其后不同,其地域范围是指东北西南部和冀东北地区,这也就是辽西地区“今细考之,《王会篇》所言东海,即泛指今之渤海、黄海;而所言南海,即今东海、南海(主要指东海)的泛称。何氏云:‘冀兖之东北亦滨东海’正指今渤海。而今辽东半岛、辽西一带均滨临之。”夏人认为的东方正是环渤海一带,“东方曰夷”,辽西一带诸民族夏时被称为东夷。商周时期东夷不断南迁西进。《后汉书·东夷列传》将东夷早期历史讲得很清楚。“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宅嵎夷,曰旸谷嵎夷旸谷的地望在辽西。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可知,东夷是从北方南下,迁到山东,远至江苏北部,又向西进入中原。

辽西地区的古族古国与商、周一直有往来。商妇好墓出土孤竹的贡品石磬(M5:316),书“妊竹入石”,说明孤竹与商朝的联系。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将商太师箕子封于朝鲜,这个朝鲜就在辽西一带。后箕子率殷民5000人,携诗、书、礼、乐、百工东迁朝鲜半岛。后来为了拥尊“周室”,又曾“使礼西说燕”。箕子东迁为东北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殷商文化在朝阳得到传播和发展。    

商周之际,朝阳地区的部族迁徙最为频繁。从喀左所出青铜器铭文所记族姓可以看出,这些族姓几乎都是来自山东,属于东夷族系,与殷商有着密切关系。这向我们透露出殷周之际周人与商人激烈斗争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和族群迁徙,辽西因是商人先祖起源地,因此成为殷人族系的避难基地。

从朝阳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看,有的是中原铸造而带到辽西,体现浓厚的商文化。有的则是本地铸造,具有殷商风格,但又有明显的本地风格,体现了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见《魏营子文化青铜器中原特色和地方特色器物一览表》)。“目前在东北地区的辽河以西和以东,发现一种青铜短剑墓文化,是以墓中出土青铜短剑而得名。从出土的文物的时间、地域以及文物的特点看,应属于箕氏朝鲜侯国的文化。此种文化同此前的殷、周文化以及此后的燕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它在东北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既与殷、周文化有联系又具有地方民族分布区域的某些特点,它是中国文化在东北发展的一个分支。”从出土青铜器看,青铜短剑是其主要特征,而其传播路线正是辽西-辽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这是通过辽西古廊道进行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必然带来文化传播交流和吸纳,从而形成文化互动。“如果说辽西是中原人从陆地来的第一站,而辽东郡是从山东海路及陆路迁来的第二站,而真番、乐浪是从辽东继续东迁的第三站,也就是中原人迁来东北的第三个故乡。”

1-2 魏营子文化青铜器中原特色和地方特色器物一览表

 

说明:O表示有,数目不详。本表采自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朝阳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与辽西古廊道密不可分。沿着古廊道,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或古代部族与周边地区不断进行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成长、发展源自内、外的挑战与迎战,文明的发展是挑战与迎战交互作用的结果。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持续交流是辽西古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辽西古文化一直保持一种与周边文化交流、碰撞的态势。红山文化时期,以朝阳地区为核心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魏营子文化等,是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不断形成和发展了自身地区特色的。”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游牧、渔猎与农耕文化开始远距离、大规模的交流。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朝阳的部族、方国较大的有孤竹、山戎、东胡等。孤竹原为子姓,孤竹大体活动于辽宁朝阳、喀左至河北迁安、卢龙一带文献记载的孤竹城有多处,如喀左、朝阳、迁安、卢龙等,表明孤竹曾经历南北迁徙,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大凌河和青龙河流域。有学者认为,“大、小凌河流域所发现的魏营子考古文化类型与孤竹国的分布范围和历史出现的时间相符,魏营子文化可能就属于孤竹国的文化遗存。”春秋时期,活动于今辽西大凌河流域和河北青龙河流域山戎部族强大起来,多次南侵燕国,甚至越过燕国进攻齐、邢、卫等国。齐桓公曾救燕伐山戎,深入到辽西,先后征服山戎各部族,“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这里的九夷、海滨诸侯,指的是活动于辽西和渤海西岸的古部族、方国。山戎、孤竹削弱后,东胡逐渐进入到原来山戎之地。战国时,燕将秦开击破东胡,燕筑长城以据胡。燕长城以内成为华夏文化区域。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族群的穿插流动导致朝阳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形势。凌河文化类型显示了这一倾向,“此期文化中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仍占一席之地,凌源三官甸子墓葬旁边安置殉马坑的习俗无疑当习自中原,一些较高级别的贵族墓中还出土有中原式的青铜容器(如三官甸子鼎、南洞沟簋)。“凌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向外传播它的影响,最明显的是针对努鲁尔虎山以西以北地区。作为该文化典型陶器的大口罐,甚至远播到西拉木伦河之北。” 

战国时期,大、小凌河流域主要是燕国的领地,朝阳地区分属于右北平郡和辽西郡,这里居住着大量的燕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他们和朝鲜、真番、秽貊等部落都有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燕人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今朝鲜半岛。秦末汉初,中国内乱,“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汉亡人滋多”,“来自燕、代的移民在早期朝鲜人口中占有优势”。其中很多人走的是陆路辽西古廊道。2011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上游的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原属朝阳)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实物看,该墓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东北游牧民族文化的双重性,无疑这是文化双向交流的结果。朝阳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文化双向交流一直持续未断,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商周以来,大小凌河流域一直是不同文化的汇聚地区,这都说明朝阳地区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