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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曙光(《朝阳通史》第一章)

发布时间:2019-08-16    阅读:73

 

一、朝阳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分布

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分布的地域包括内蒙的昭乌达盟、吉林的哲里木盟南部、辽宁的朝阳和锦州地区,河北的燕山地带,其中以昭乌达盟的老哈河流域发现的遗址较多。”其面积分布很广,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红山文化遗址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1935年最先在赤峰市郊的红山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它是以彩陶和细石器共存为特点的一种文化遗存,当时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1954年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与多种文化相互交汇,使得红山文化成为我国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发达、内容最丰富的文化。

经过重点调查和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蜘蛛山、西水泉、四道井子等,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县白音长汗、井沟子东区、砂窝子。翁牛特旗海金山,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第二地点、杜力营子等,通辽市奈曼旗乌根包冷,福盛泉、满德图,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凌源县交界牛河梁,建平县羊圈子梁底、敖包山、转山子,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等,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下伙房,唐山市迁安县万军山,玉田县西蒙各庄,天津市蓟县围坊等

羊圈子梁底遗址位于哈拉道口二里半高台地上。地势并不平整,遗址高出附近老哈河河面70多米。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陶纺轮、蚌环、陶片。陶纺轮出土一件,仅存一半,由彩陶残片做成。蚌环由白蚌壳做成,中间有一个打磨的圆孔,疑为装饰之用。陶片主要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灰褐陶。

敖包山遗址位于三家乡五十家子村南三里敖包山上,老哈河从遗址旁边缓缓流过,遗址高出河面有55米左右,河对岸是内蒙古宁城。“敖包山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50米。山顶地势较平坦,遗址保存尚好,地表遗物丰富,采集标本有石耜、石斧、细石器和陶片等。”石耜有三件,两件完整,一件仅剩下尖部,都是泥灰岩石质。有孔石斧一件。细石器分为石核、刮削器、石叶三种。石核是一块呈现桔红色的燧石,表面有清晰的打击剥落痕迹,应该是加工石叶的原材料。刮削器呈现不规则的三角形,刃部比较锋利。采集到的陶片主要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褐陶片。

转山子遗址位于太平乡太平村东北约三里的一个小山丘上。由于遗址在山丘上,故呈现出一个圆形遗址圈,圆形遗址直径大约有80米。采集的标本有细石器和陶片。细石器包括刮削器一件,由一块白色的燧石制作而成。锥状石核一件,呈三角形,保留有加工的痕迹。陶片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褐陶两种。

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是在1976年6月辽宁省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该遗址位于凌源县凌北乡三官甸子大队河下村的西山坡上。整个遗址西高东低,南北长约104米,东西宽76米,并发现了相互区别的两层叠压的地层关系。该遗址发掘了红山文化墓葬三座,房址一座,灰坑三个等。“城子山遗址两层红山文化堆积和房址、墓葬的发现,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曾在城子山生活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红山先民们伟大智慧的结晶,也是一部为了自身生存而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

二、东山嘴遗址与牛河梁遗址

红山文化遗存分布很广,文化发达,学术界普遍认为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的大型石砌遗址群和牛河梁遗址中的女神庙,标志着红山文化发展的巅峰。

东山嘴遗址位于喀左县兴隆庄乡章京营子村东山嘴屯西北,东临大凌河。这里有一座黄土山梁,遗址坐落在这座山梁突起的平台上。长约60多米,宽约40余米,海拔高度353米,遗址所在地高出河床约有50米,面积约有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2米。1979年5月辽宁省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并进行了简单的试掘。1982年春,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进行发掘,前后两次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采集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夹砂灰陶、泥质灰褐陶片,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划纹,器形有鬲、罐、盆、钵和豆等。”其中“建筑基址占据了整个遗址,以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建筑基址的中心部分是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基址上部是堆积的黑灰土夹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方形基址内有大量石块,可明显看出的是三个石堆。两翼则为两条单行石基层。前端部分有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大概具有祭祀的功能。“就遗物来说,东山嘴遗址中石器较为少见,可分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约占到全部文物的百分之九十,但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器物却特别少。陶器中泥质红陶为多数,纹饰以压印“之”字形纹和压印平行条纹为主。除了陶器外,还出土了陶塑的人像,“共有残块二十多件,多为人体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泥质红陶胎。可辨认形体的有小型孕妇塑像两件,大型人物坐像,发现上、下身各一块。”可能跟祭祀自己的祖先或崇拜山川有关系。这说明在这个时期,红山文化的先民已经有了简单的祭祀思想,甚至原始宗教已经出现。

1-2 东山嘴遗址鸟瞰图

牛河梁,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的交界地带。因为牤牛河源出山梁东而得名。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至今,已编号的共有十六个地点。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第一地点牛河梁女神庙是由一个多室、一个单室两个建筑组成的。“女神庙所在的地点,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凌源县欺天林场大杖子工区林带内。南距叶承公路900米。地势较高,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上。”庙北有一块开阔的平地,面积约有四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出土文物主要有建筑构件、泥塑造像、陶制祭器等。尤为珍贵的是在庙西发现了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头像。女神头像在1983年的发掘工作中出土,当时主要是在复查这个遗址的前提下,对庙址的轮廓做一个大致的划定,在进行小范围清理的时候发现的。头像“头顶和左耳残缺,鼻脱落、头存高22.5厘米、脸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出土时仍很鲜艳。”这尊头像部分脱落或缺失,但是整体的面部还是完好的。整个脸面上宽下收,对称工整,形象生动。在古代社会里,女神象征着生育。人丁兴旺,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体现。东山嘴遗址中出土过孕妇像,但个体较小且不完整。牛河梁出土的这尊女神头像,造型生动,材料完整,体型跟真人无异,充分说明了牛河梁先民中存在祖先崇拜的现象。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宗教崇拜一般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已经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入到了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积石冢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由墓上的封石组成。在女神庙周围的山头上,发现了众多积石冢,墓中有大量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形象生动,工艺复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苏秉琦先生说过:“牛河梁的发现,说明在西辽河流域,早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就将中国古代文明提前到了5000年前,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悠久性。

1-3 牛河梁遗址第I地点女神庙

    三、辽西(朝阳)地区古代文明起源

以往传统的看法,往往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把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视为落后蛮荒之地。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这一看法已经不能成立。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上万年文明起步的辉煌历程,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辽西朝阳地区率先进入古国阶段,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

从考古发现看,早在旧石器时代,辽西地区就有远古人类活动。从辽西古廊道看,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主要有喀左水泉鸽子洞遗址、凌海沈家台遗址和凌源西八间房遗址等。从鸽子洞遗址到沈家台、西八间房遗址,反映了辽西地区远古人类的发展与演进。鸽子洞人居住在山洞中,沈家台、西八间房人已经走出洞穴,他们在河谷台地或山坡上建造简陋的居址,反映了辽西远古人类的进步。在西八间房遗址之上,叠压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存,透露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信息。上述古人类遗址的发现,说明了辽西古人类文化的悠久和连续性。“以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这一片,文化发展走在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系列

    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大放异彩。从时间看,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时间跨度为距今8000-3000年间,期间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主要有兴隆洼文化(80007000aB.P.)、赵宝沟文化70006000aB.P.)、红山文化(60005000aB.P.)、小河沿文化(50004000aB.P.)和夏家店下层文化(40003000aB.P.在地域上,这些考古学文化区域大体相同。从内在发展序列看,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其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保持很强的文化连续性,基本构成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一发展序列。从考古学文化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辽西地区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狩猎,属于农耕文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现综合学术界已有成果,并侧重辽西古廊道附近文化遗址加以阐述。

 

1-4 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区域分布图

 

 

 

 

 

 

 

 

 

 

 

 

 

 

 

 

 

 

1-1 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对照表

        区系

年代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辽西

辽东

中原

甘陕

泰沂

环太湖

 

 

 

 

新石器时代

 

 

铜石并用时代

 

 

青铜时代

 

 

距今

8000年—

 

 

 

7000年—

 

 

 

 

 

6000年—

 

 

5000年—

 

 

 

 

 

4000年—

 

 

 

3000年—

兴隆洼文化      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

                 赵 宝 沟 文 化                 小河沿文化   夏 家 店 下 层 文 化

小朱山下层文化      小朱山中层     小朱山上层               高 台 山 文 化

        新乐下层文化

 磁山、裴李岗文化     仰 韶 半坡    庙 底 沟                     二 里 头 文 化

                                            中原龙山文化   

镇江营一期   后岗一期        大司空    海生不浪

 大地湾一期                                                   齐   家   文   化

老官台文化                     仰 韶 文化       马 家 窑 文化

 后李文化                   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           岳 石 文 化

                                                       龙 山 文 化

                马 家 滨 文 化

                                    崧 泽    良渚文化     后 良 渚 文 化

              河 姆 渡 文 化

 

兴隆洼文化  在辽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最早的是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得名于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大凌河支流牦牛河上游的兴隆洼遗址。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属于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东起医巫闾山,西至大兴安岭,北至西拉木伦河南岸,南逾燕山,辽西走廊所经之老哈河、教来河和大凌河流域遗址分布较为集中。多年来,经过大规模发掘且近于辽西古廊道较为重要的遗址主要有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遗址附近的兴隆沟等。

查海-兴隆洼遗址分布广泛,大凌河支流牦牛河上游是查海-兴隆洼文化分布的中心区,这一区域正是辽西古廊道必经之地。兴隆洼文化遗址或遗存绝大多数位于河流或湖泊的台地上,水源便利,肥沃而疏松的黄土适宜原始农业,河谷地带有充足的食物可供采集,人们过着农耕、采集和渔猎兼有的定居生活。从考古发掘看,查海-兴隆洼文化拥有大型聚落址,房址分布十分密集。兴隆洼遗址在1983—1993年发掘30000平方米,揭露一处保存较为完好、规划整齐的环壕聚落址,清理房址180多处。查海遗址在1986—1994年发掘8000平方米,揭露房址55座。其排列密集有序,南北成行,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多数房址内分布两圈柱洞,正中为灶,有的房址还有二层台,日常生活用具多摆放在屋内四周和灶址附近。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在2001—2003年发掘5600平方米,清理房址37座。上述房址遗址情况说明,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兴隆文化中期遗存的F10、F31堆积层和居住面上,发现经过人工栽培的碳化谷物标本,绝对年代距今约8000年。在查海-兴隆洼遗址中出土大量石器,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锄,也有翻土用的石铲,砍伐用的石斧,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打制石器和细石片制成的复合工具仍在使用,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查海-兴隆洼遗址中出土的骨器都很精致,主要有锥、凿、匕、镞和鱼镖等,鱼镖有倒刺,加工精细。查海-兴隆洼遗址中出土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鹿和猪,说明兴隆洼文化的先民们主要以猪和鹿为捕猎对象。由此可见渔猎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兴隆洼文化代表陶器是装饰“之”字纹的筒形罐,陶质分为两类,即粗砂陶和细砂陶。陶器器型较为单一,筒形罐多是用泥圈套接而成,在施纹方式上主要采用压印纹,与同期其他文化遗存相比,显示了自身独特的工艺传统。在兴隆洼文化诸遗址中,都出土了成批的玉器,制作精美,这不仅说明玉器生产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更说明兴隆洼文化的宗教礼仪生活之发达和“以玉别人”的身份等级差别。在查海遗址的中心区域发现龙形堆石,龙形堆石系用花岗岩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米,摆放呈西北——东南走向,其头、腹、尾和足清晰可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龙形图案,这一发现将有助于对龙的起源的探索。此外,在一件筒形罐腹壁上贴塑半浮雕的“蟾蜍”和“蛇衔蛙”图案,与之前发现的“龙纹”陶片一样,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情况和埋葬习俗、原始宗教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查海-兴隆洼遗址反映了社会变革的新因素。辽西地区“独立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由此决定了本区的早期社会发展有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分期体系。”从兴隆洼文化看,辽西地区开始了“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兴隆洼文化的发现,使长城以北地区探索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原始农业文化获得突破。而丰富的文化遗存则表明辽西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在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其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居于先导地位。”

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得名于内蒙古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赵宝沟文化约为公元前5200——前4470年。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赵宝沟文化主要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其原型形成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赵宝沟文化分布范围与兴隆洼文化大体相当,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一带,辽西走廊所经的教来河、大凌河和滦河流域是赵宝沟文化的集中分布区域。目前经过发掘和调查的遗址很多,在辽西廊道的遗址主要有教来河流域的赵宝沟遗址、大凌河流域的小山遗址和滦河流域的西寨遗址等。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赵宝沟文化的先民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成排布列,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小山遗址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在小山遗址,揭露出两座房址(编号FlF2),从居址内遗物看,房屋主人地位较高,结合赵宝沟遗址房址群分布,说明氏族内部已经形成较严密的社会组织和等级。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农具,小山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磨制、打制和压削三种,磨制石器较多,石斧、石凿扁平,有侧棱,穿孔斧形器精磨抛光,还有粗磨的环状器。石器依功能分为砍伐、翻土、收割和加工等用途,主要有石斧、锛、耜、锄、镞、刀、磨盘、磨棒等,表明农业在赵宝沟文化居民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聚落遗址中的大量野生兽骨、角等动物遗骸出土,说明狩猎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小山遗址中出土有胡桃楸果核,表明赵宝沟文化有采集业存在。赵宝沟文化陶器有夹砂、砂质、泥质三种,夹砂褐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极少,其中夹砂磨光陶器最引人瞩目。陶器主要是以筒形罐、椭圆底罐、鼓腹罐、圈足钵、平底钵、圈足碗、平底碗、盆、尊形器为基本组合,是赵宝沟文化具有指征性的陶器。陶器纹饰具有多样性,制法以压印为主。几何纹、动物形纹,图形内填“之”字形蓖点纹,以及几何纹与“之”字纹合施于一器等最有代表性。此外,不规则横条纹、刮条纹和戳纹也各有特色。赵宝沟文化出土的陶器器较为简单,但比兴隆洼文化陶器器型增多。从出土的石器和陶器看,赵宝沟文化的制陶技术和石器制造技术明显提高。

赵宝沟文化的精神生活反映在陶器的灵物图象上。小山遗址中出土的尊形器上的动物图案猪龙、飞鹿和神鸟,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神化灵物,体现了原始宗教崇拜。“尊形器(F2②:30)动物形图象的头部,系分别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提炼而成,但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则似由羽翼抽象出来,它们已不是单纯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而是人们创造的崇拜对象,神化了的灵物。三种灵物图象都向左侧,绕器一周,颇有宇宙无穷任巡游的宏大气魄,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幻想中的神灵超人的伟力。赵宝沟文化已经有了发达的宗教祭礼,猪首蛇身尊形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华龙崇拜的实证之一,说明辽西地区是中华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

赵宝沟文化略晚于兴隆洼文化而红山文化早期平行共存,赵宝沟文化衰落后,红山文化繁荣起来,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可以说,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得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1935年由日本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进行初次发掘,1955年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大体分为前、后两期,其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红山文化地域分布主要是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跨燕山山脉,东南直抵渤海沿岸,东至医巫闾山,西达桑干河流域。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辽西古廊道必经的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流域是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这两个区域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有学者将红山文化分为老哈河类型和大凌河类型。老哈河类型基本为居住址,大凌河类型主要为礼仪性遗址。以大凌河类型为例,红山文化在辽西走廊沿线的主要遗址有喀左东山嘴、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和阜新胡头沟等。

红山文化代表了辽西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或圆角方形,门道呈斜坡状。灶为瓢形土坑式。房址有大、小型之分,小型房屋的建筑面积通常为1530平方米左右,大的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红山文化的经济类型是以农业为主,集农业、渔猎、采集等于一体的混合型经济。在赵宝沟文化农业发展基础上,红山文化进入了农业繁荣阶段。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磨制、打制石器工具,而农业工具占很大比重,大型农具亦不少见,如大型的石斧、石锄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石耜,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长叶型,长达30-35厘米,一端从两侧打出柄部,刃面有条状磨痕。另一型耜宽而短,顶端有凹缺便于系绳固定。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的普遍出土,说明红山文化已经进入耜耕阶段,农业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当然,在红山文化遗存中,细石器也较发达,骨制品丰富,说明采集和渔猎仍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方式。

红山文化的陶器主要分两类,即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陶数量明显多于夹砂陶。夹砂灰陶器型多为筒形罐,器物表面多施以压印“之”字纹或各种压划纹线。泥质陶主要器类有钵盆类和瓮罐类,器物表面多施以压印“之”字形蓖点纹。红山文化制陶业内部已有较细的专业分工,制作水平不断提高。

关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目前尚缺乏完整的材料。但据现有材料看,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多以河流为纽带分组群分布,遗址多分布在地势开阔近于水源的台地上,周围若干小聚落构成一个大聚落群,说明聚落有了明显的层次分化

在红山文化中,玉器是其文化的一大特征,体现红山文化的核心内涵。红山文化玉器玉料以透闪石软玉为主,玉色呈淡绿和深色。玉器种类繁多,数量十分可观,玉器类型可分为动物形玉、勾形玉、箍形玉和玉璧四种。玉器造型以动物题材为多,有龙、猪、虎、鸟、鱼、龟、蚕、蝉等,纹饰简洁,形象传神,极具审美价值。红山文化玉器制作从玉料的切割、钻孔到雕刻、磨光、纹饰等,其加工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学者们普遍认为,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非日常实用物,而应当属于礼器。这些玉器“在特定场合使用,对使用者具有身份要求,可以使用玉器的人们还需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享用与自己等级相应的质地、数量、种类的玉器,无论谁使用的玉器,其形制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这是红山文化古人特殊信仰和人际关系的体现。所以红山文化玉器应当是礼器。”

红山文化晚期,位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进入古国阶段,其表现是祭祀性建筑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这些祭祀性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平台、女神庙、积石冢等,喀左东山嘴、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遗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东山嘴遗址位于喀左县城东南4公里的大凌河西岸,正在辽西古廊道上。东山嘴遗址发掘出石砌建筑群址和圆形坛式建筑遗址,石砌建筑群址南圆北方,左右对称。圆坛遗址位于南侧,呈南北轴线设置,在石砌建筑群址和圆形坛式建筑遗址内还发现玉器、塔式瓶和大小陶塑人像20余块,可辨认出2件孕妇裸体立像。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大凌河畔的高岗上,显得很有气魄,被认定为是与举行宗教祭祀礼仪有关的祭坛遗迹

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交界处的黄土丘梁上,大凌河支流牛儿河从梁间穿过。牛河梁遗址坐落在山岗之上,视野开阔,四周山峦起伏。牛河梁遗址群是由积石冢群、女神庙和祭坛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牛河梁遗址发现多处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分布在各个山冈之上,构成一处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墓地群。遗址区以坐落在牛河梁主梁顶部的女神庙为中心,女神庙为半地穴式建筑,地下部分深约1米。在女神庙出土了一尊较为完整的女性头像,眼眶内嵌入玉片为睛,形象生动而传神。祭坛有两种,一是积石冢本身具有祭坛功能,二是独立的祭坛,如牛河梁第2地点的圆形祭坛。牛河梁遗址群“坛庙冢”三位一体,是红山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

红山文化时期,经济发展,聚落分布密集,人口增加,辽西地区出现了古方国。红山文化分布区地处以游牧、渔猎经济为主的东北文化区的前沿,南面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中原粟作农业区相连接,成为多种经济形态与多种文化类型相联系的交错地带。

    小河沿文化  小河沿文化是以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命名。小河沿文化继承了红山文化诸多因素,因此又被称为“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地域分布上,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区域基本相当,向西稍有扩展,其核心地区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目前沿辽西古廊道发现的小河沿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石羊石虎山墓地、辽宁葫芦岛沙锅屯洞穴墓地、喀左尤杖子洞穴墓地和朝阳庙前地

小河沿文化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大体与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在文化面貌上,小河沿文化虽然继承了红山文化诸多因素,但又表现出由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些特征。小河沿文化遗址发现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为圆形或椭圆形门朝南在房址的周围有窖穴。在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锛、斧、刀、铲、凿、磨盘等。在石器中,属于细石器的刮削器、尖状器亦多出土。在房址遗址中,发现成堆的螺、蚌壳和动物碎骨。上述说明当时人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小河沿文化聚落遗址发现较少,遗址中农业工具较红山文化大量减少,以磨制的带孔石铲取代了红山文化的石耜,红山文化中的耜、犁等先进翻土工具几乎绝迹。有学者认为,由于受气候变迁影响,小河沿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之红山文化时期有明显的退步,其农业水平和社会发达程度明显低于红山文化时期

小河沿文化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受红山文化影响,器类有筒形罐、盆、钵和壶等,但也出现了新的器类,如盂形器、折腹盆等,呈现出向夏家店下层文化过渡的趋势。郭大顺先生研究认为,小河沿文化的过渡性质,反映在陶器方面尤为明显。如由盆到盂的变化,逐步演变为典型的盂形器;彩陶花纹由鳞纹到雷纹的变化,由三角纹逐步演变为雷纹雏形、原始雷纹到比较成熟的雷纹;筒形罐则演变为大口深腹罐,罐上纹饰由交叉绳纹逐步向雷纹和方格纹变化。陶器同时表现为大量新的文化因素,豆的数量急剧增加,陶器造型多仿动物形象,如鸟形壶、鸭形壶、熊首壶等,陶器纹饰亦发生变化,红山文化常见的压印“之”字纹基本消失,代之以细绳纹、锥刺纹等,纹饰颜色以黑、红为主。小河沿文化陶器的变化,显然是受新的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在红山文化中,豆形器十分罕见,而在小河沿文化中大量出现。豆形器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器物,显然小河沿文化豆形器的出现受到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影响,与大汶口文化密切相关。

小河沿文化遗存中玉制品发现数量极少,这与红山文化盛极一时的制玉业相比反差甚大。相比之下,小河沿文化制骨业却十分发达,出土的骨制品主要有刀、匕、镞、锥、凿、针等,制作工艺精湛。石刃骨刀可分为四式,即弯背宽柄式、弯背窄柄式、剑式和弯弓形刮刀式。石刃骨器主要分布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域的长城一带,小河沿文化制骨业如此发达,且基本用于渔猎性质的生产和生活,说明其经济成分中具有很大的渔猎、游牧性质。

夏家店下层文化  该文化以赤峰夏家店遗址相对层位关系命名。“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经过小河沿文化之后,辽西地区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开始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距今约4000—3500年左右,年代跨度相当于夏至商早期,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是其主要分布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差于中原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在农业方面,该文化达到了自兴隆洼文化以来的最高峰,进入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近河台地或坡地上过着定居的生活。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值比较适宜的气候温暖时期,良好的气候和环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进入青铜时代,但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石器以磨制为主,约占石器总数的80%,也有打制石器,常见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窄顶宽刃的打制石锄长方形的翻土工具铲,长刃边的磨制收割工具石刀和弧背直刃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等石锄耜、石刀等许多工具都捆绑上木柄使用,这种复合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出土的石器工具中,铲最为多见,这种工具的大量使用,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由于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在北票丰下遗址发现有粟和黍类谷物遗存,建平水泉遗址第五层发现三个圆形储粮窖穴,里面沉积厚达0.8米的碳化谷物。据推算,三个储粮窖穴可储存谷物达23400。这说明辽西地区种植农业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量提高并有剩余。该文化时期,除了种植粟、黍等外,也栽培水稻农作物种类有所增加。家庭蓄养业与农业密切相关,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猪骨,有的墓葬甚至用整猪随葬,这无疑说明此时期农业的进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从已发掘和考察的聚落居址看,辽西地区遗址分布广、密度大,有的地方聚落分布几乎超过现代居民点的密度。上述情况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都不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

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着发达的农业,但仍保留着渔猎经济传统。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有细石器,出土大量狗、鹿、牛、羊等兽骨,一般村落遗址中都出土有骨制工具,如锥、针、镞等。猪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饲养的家畜,而鹿科动物则是当时主要的狩猎对象。磨制的石骨镞都呈圆锥形或三棱锥形,有利于猎获动物。这都说明该文化仍延续着古老的渔猎传统。这种渔猎经济由当时的生态环境所决定。渔猎经济在该文化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确能体现东北地域文化传统,这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同时期中原农业文化的差异表现。

以黄河流域为参照系,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是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辽西古廊道所在地与中原同步进入到早期青铜时代。大约在红山文化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冶铸业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并获得快速发展。

夏家店下层文化制陶业亦有所进步,陶器种类齐全,制作工艺精细、纹饰考究、彩绘风格独特,说明制陶业在当时是一个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重要部门。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器表多呈黑色或灰色。陶器大部分是手制,以泥条盘筑成器壁,但从器壁表面留下的轮修痕迹看,已经采用陶轮快速修整。当时人能够制作通高1米左右的大型陶瓮,器壁薄而均匀,制作的陶爵胎质细腻,已具备蛋壳陶要素,说明制陶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区域性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陶器器型上以三足器为主体,特别是三袋足器较为发达,种类齐全,鬲、甗、鼎等具备。筒形陶鬲具有东北新石器筒形罐风格,是标志性器类之一。陶器普遍为彩绘,主要使用红、白两种颜色对比搭配,纹饰有云纹和龙、蛇、兽面等动物纹样,彩绘花纹式样超过百种。纹饰线条以曲线和弧线为主,图案千变万化,风格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相近。

如前所述,小河沿文化制玉业与其前红山文化相比明显衰落,这可能与小河沿文化的渔猎、游牧性质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后,制玉业再度复兴。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经常有玉器出现,种类有斧、钺、璧、鸟形佩、玦、璜、环、刀形器、矩形器、玉筒等,玉器制作技术和风格既有继承也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有所发展。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现已发现的该时期聚落址在辽西地区分布数以千计,尤其是该文化的中心区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更为密集。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群多位于河两岸的高地上聚落址普遍设有土石结构的围墙,墙外有壕沟聚落址内,房址分布一般都很密集,如北票丰下遗址已发掘的650平方米范围内有房址18座,建平水泉遗址有房址120座。根据考古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屋居址可分为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土坯、石料以及烧土和草的泥土,较大的房址铺抹白灰面。居址中心有灶,房门一般开在南面,有的房址还设有门坎。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依规模大小、位置高低形成遗址组合,具有明显的防御性和层次性特征。这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发展已处于很高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形态与同一时期的夏王朝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即已进入建立成熟国家即方国的历史阶段。

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具有当时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文化特性,证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多元化的格局“这一古文化不仅对整个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曾起到过主导作用,也在中国商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以上对辽西系列古文化的阐述,可以看到,辽西地区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上是以一个具有内在文化联系的文化共同体而存在。辽西各考古学文化具备基本的共同文化特征,即悠久的细石器传统;一脉相承的崇龙尚玉和崇祖礼俗;平底筒形罐与之字纹文化。由上述这些基本文化特征,可以看到辽西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承传关系“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之密集程度超过近代村落,且文化堆积厚,遗迹、遗物极其丰富而多样,房址和墓葬集中而相互不干扰,表现出该部族在辽西地区文化发展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到小河沿文化,辽西地区社会发展一度放慢前进的步伐,文化中心地位有所下降。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的核心地位逐渐恢复,同中原文化同步进入“方国”时代,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文明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国”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同时随着红山文化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对各地区文明起源的探索。同时,对于文明起源要素,也提出新的看法,如强调文明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把古城址、中心邑落的形成和礼制的成熟等视为文明的要素,尤其是强调祭祀、礼制等方面,注意到文明起源的精神内涵层面。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从考古学角度看,少了1000年的文明史。不过,随着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这断缺的1000年文明史空白恰恰由辽西地区考古文化所填充证明。辽西走廊所在的辽西地区,经历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创造了辉煌的原始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以往考古学、历史学或人类学都以文字出现、青铜的发明和城市的形成这三大要素作为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志。早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起,人们就关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证明商代殷墟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文明时代,在殷墟之前还应有一个漫长的早期文明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在河南偃师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大规模宫殿遗址和大型墓葬,出土有青铜器,虽然未见有文字,但也公认为进入了文明时代。自此,中国文明起源于距今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看法为人们普遍接受。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同时随着红山文化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区文明起源的探索。同时,对于文明起源要素,也提出新的看法,如强调文明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把古城址、中心邑落的形成和礼制的成熟等视为文明的要素,尤其是强调祭祀、礼制等方面,注意到文明的精神内涵层面。对此刘观民先生曾说:

 

现在提出在彩陶时期的某类型遗存中去寻求文明的曙光,乍闻莫不愕然。因为像辽西东山嘴、牛河梁之类的遗存,在黄河流域农垦地带不易保存,很难发现。一旦发现这样规模巨大的祭坛遗址,自然便想到它与古代文明中有中国特色的礼制的关系。中国的礼制是在观念形态上的最高体现,它的发生发展促使原始社会解体,如果我们能从考古学上探索礼制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并且能概括出它的阶段性变化,那么,对文明起源与产生的认识会比抽象地讨论文明的定义要深入得多

 

显然这一看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既符合文明起源的共性要素,也适合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性。文明的产生有其共同规律,但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等决定了文明、国家未必按照一种必然的模式产生,文明的进程各不相同,文明的要素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也不是绝对的。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上,苏秉琦先生可谓独树一帜,他充分利用辽西地区的考古成果,先后提出了文明起源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苏秉琦强调在认识文明起源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文明的概念,不要机械地强调文明的标准和要素,而是应认识文明产生的过程。城邑、文字、青铜器这三者固然是考察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但世界各地和中国的考古发现一再说明,有一些文明是“三缺一”,甚至有些文明因素更重要。对中国文明起源来说,宗庙比城墙更重要,作为礼器玉器,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判断文明起源,应看其综合发展程度能否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阶段。苏秉琦提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即文化裂变、文化撞击和文化融合,文明起源的过程即“古文化——古城——古国”。他认为,“古文化”指的是原来认定为原始文化的新石器文化中与文明起源有联系的那一部分;“古城”指的是与古文化相联系的中心聚落和超中心聚落;“古国”指的是其中已具备的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国家,也就是原始国家。这种认识把文化发展、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联系起来,有利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认识。关于辽西地区古代文明起源问题,近年来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我们综合各家观点,以苏秉琦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为主线,结合文明起源的要素和过程,从聚落社会组织、氏族到国家、等级制、祭祀与祖先崇拜、礼制的形成等方面对辽西古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加以阐述

社会组织形态方面  在考察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时,社会发展形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对社会发展形态的认识,则主要是依据居住方式和聚落形态变迁来考察。辽西古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演变,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在查海、兴隆洼遗址中,揭露了许多定居村落,村落中房址相对集中,房屋呈街区状排列。兴隆洼遗址房屋面积很大,一般为35-75平方米。查海、兴隆洼聚落遗址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同期中原考古学文化。当时人都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兴隆洼一、二、三期遗存房屋面积呈现由大到小的趋势,这可能是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居住在同一房屋中的人,构成了聚落中相对独立的基本消费单位。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的出现,说明维系居民的纽带发生了变化,不再纯粹以血缘关系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组成中心聚落的若干村落不再是各自分立的单一体,而是相互依存的社会共同体。”如在赵宝沟遗址北区,各排房址之间存在间隔,而且存在等级,形成几个亚区,各亚区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中心聚落中,居中的中区地位最高。遗址中面积最大的房屋F9就建在这里,有可能是聚落最高首领的住所。这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聚落遗址存在等级差别,有的聚落遗址周围有环壕,有的则没有,说明在氏族内部已形成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社会分层正在形成。在红山文化中,聚落规模明显扩大,聚落内房址面积普遍缩小,环壕聚落从圆形转变为方形,聚落群体和中心聚落分布广泛,在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分布密集。环壕聚落具有防御性质,红山文化晚期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红山文化时期,辽西走廊地区出现了较为稳固、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己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

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在聚落群基础上形成城邑。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看,这时的城邑可分为土城和石城,城壕、城墙、城门、角台和马面俱全。这时的社会组织,是以城邑为中心,城邑周围是农村,从而产生了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对立与相互依存的新的社会格局。这种新的社会政治实体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城邑为统治中心,以宗族和祭祀为纽带,权力由一人独尊,至高无上,也就是方国,即与夏商王朝相同的早期国家。

崇龙与尚玉  文明起源不仅包含物质要素,也包含精神要素。在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辽西古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和祖先崇拜。

崇龙是辽西古文化之传统,早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长19.7米,石块大小均匀,呈红褐色。龙头、龙身石块堆积较厚密,尾部疏散。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给人一种腾飞之感。龙形堆石置于整个聚落的中心部位,四周以房屋环绕,尾部与聚落中最大的一间房屋相邻,而头以下是墓葬,龙形石塑的位置十分显要。在查海遗址出土的陶片上,也有类似龙纹的纹饰,一块为盘卷的龙身,一块为上卷的龙尾。它们都有扁而平的身体,两件陶片上表现鳞体的浮雕上,均饰满规整的鳞片纹,这已具龙的特征。可见当时已出现了龙崇拜。查海遗址龙形石塑年代要早于濮阳蚌塑,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在赵宝沟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制尊形器上,有猪、鹿和鸟的图案,这些动物在身体上都饰有规范的龙鳞纹,而且呈蜷体状,有学者认为这是红山文化蜷体龙的前身,是当时人的崇拜对象。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基本都是兽首蜷体龙。据研究,可以分为鹿首龙、猪首龙、鸟首龙、猪首蛇躯玉龙等类型。猪首龙最为常见,分布广泛,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猪首龙(也称玉猪龙)造型是肥头大耳,圆眼巨耳,周身蜷曲,首尾相接。尤其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

崇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至上神。田广林认为:“龙是渔猎社会末期适应社会出现初步的分层,人们的观念形态已经脱离当初的泛灵崇拜阶段而出现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社会观念,它的神格,一开始便具有高于一般自然神灵的地位,具有众灵之长的性质。”从发掘的石块摆塑的龙形堆和出土的陶器龙纹看,龙形堆占据聚落的中心位置,带有龙纹的陶器都出土于规格较高的房址或墓葬中,这说明龙作为一种至上神,在氏族社会分化过程中,逐渐与普通人脱离,使用“龙”成为某些首领或神职人员的专利。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成为社会等级的标识。国家产生以后,王权日益神化,龙与王结合,龙便成为帝王的化身,所谓的“真龙天子”。

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兽首蜷体龙形态,是中国龙的标准形象,中原各地考古文化亦受红山文化龙形的影响,甲骨文中的龙字,字形亦来源于这种蜷体龙形。从夏商周直到汉代,龙的形象始终是红山文化中的兽首蛇身蜷体形状,说明红山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尚玉传统,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则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尚玉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如查海遗址,出土玉器30多件,这说明制玉业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兴隆洼文化玉器主要有玉锛、玉斧、玉玦、玉管、玉匕等,制作精细,经鉴定,这些玉都是透闪石软玉,属于真玉。从制作目的、制作技术和玉器出土墓葬级别、墓主身份看,这些玉器显然不是工具或日常用品,而是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的一种神器,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

玉器的礼制功能来源于古人对玉的认识,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古人认为玉“亦神物也”,玉具有一种超自然力的灵性,用玉雕塑成各种动物形状,具有献祭的含义。玉成为人们与超自然力交往的媒介,人们通过玉而与神相通。在与神沟通时,要靠专门的神职人员巫,而巫与天通的媒介是玉,所谓“巫以玉事神”,这便建立起了“巫——玉——神”关系。“玉器的社会功能已经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玉器。”玉器用于宗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在兴隆洼文化墓葬中,有少数墓主佩戴玉珥,这些墓主就是具有通神本领的神巫。他们用玉与神沟通,因此兴隆洼文化中的玉锛、玉斧、玉玦、玉管、玉匕等就不是工具或人们的装饰品,而是用于宗教祭祀礼仪的神器。至红山文化时期,在大凌河流域发现大量玉器,崇玉达到高峰。玉器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方形祭坛内出土的双龙首玉璜,就是祭祀用的神器

因为玉的神性和以玉礼神,遂产生礼仪式的独占。礼的原意是通过祭祀的形式向神灵献玉,“行礼以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使用玉这种神器,只有氏族中地位较高的人才有权持有和佩戴象征神物的玉器,具有沟通人、神的职能,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分化。为区别人与人的等级,遂产生“惟玉为葬”,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61座墓葬中,31座有随葬品,其中有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80%多,而且中心大墓和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只随葬玉器。从随葬玉器的形状、纹饰和放置部位看,这些玉器都应属于贵重的礼器。可以认为,随葬玉器的墓葬主人应是氏族中有较高地位的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掌握着部落联盟的政治、宗教、军事等大权。“红山文化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是反映人与人等级差别最主要的标准,该文化却以非实用的玉器作为几乎惟一的随葬品而‘排斥’陶、石器等与生产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器物,这种极其特殊而又特定的现象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关系时在十分强烈地表现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

辽西古文化系列崇玉传统一直延续,古玉器成为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礼器,是中国礼文化发生、继承的标志之一,也是礼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从辽西古文化尚玉传统看,“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青铜器是三代社会最重要的礼器形式,而玉器则是青铜礼器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最基本礼器形式。”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红山文化中的崇龙、尚玉等古礼传统,不仅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根系之一,同时也被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传承,作为思想文化来源,对北方游牧民族祭天礼俗的萨满教的形成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辽西古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辽西古文化尚玉传统对中国传统玉文化“以玉比德”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后人根据玉的质地、光泽、结构和声音等自然特性建立人伦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礼记·聘义》记载孔子关于“君子以玉比德”的话: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终其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玉被赋予仁、义、礼、智、勇、信、忠、德等诸多美好的品德,用以比喻理想的君子人格,玉又成为理想人格和传统美德的载体。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辽西尚玉传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传统文化起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  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而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东山嘴遗址揭露的面积2400平方米,在其中心部位有一座大型的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方形基址内置有大量石块,可明显分辨出两处石堆,其中又可分辨出有几块立石相聚成组的现象。基址底部有较为平整的黄土硬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方形基址以南有一圆形坛址,分为两个时期,与方形基址同一层位的是其南约15米处一个直径2.5米的石圆圈台址,台址四周是经过认真加工的长方形石料砌成的墙基,向外一边平齐。石圆圈内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总体上看,这组建筑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技术上都相当讲究,方形基址居北,圆坛在南,似已有按南北轴线布局的意图。方形基址的两翼多重石墙相互对称,构成了一处完整的祭祀场所和公共活动场所。在祭坛内发现了两件小型孕妇陶塑像和一大型人物坐像,从整个遗址及附近一带没有发现居住遗址和墓地来看,说明这里曾是当时人们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公共祭坛遗迹经树轮较正为距今5485±110年,属红山文化晚期。关于东山嘴祭祀的对象,人们看法上不一致,田广林认为东山嘴祭祀遗址其性质应属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社崇拜,它与西周以前郊社之礼的起源密切相关。圆坛和方坛分别属于天坛和地坛,方坛内的成组立石应是地神神主。

牛河梁遗址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礼仪性建筑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整个遗址群以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南侧平缓坡地上的女神庙为中心。女神庙长约22米,宽在2—9米之间不等,平面略呈“亚”字形,属于半地穴式建筑。女神庙内部由一个多室和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约在同一中轴线上,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墙壁和屋顶都为土木结构,未见使用石料的任何痕迹。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绘有三角纹几何图案或褐红色勾连纹图案,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女神庙遗址出土了一尊较为完整的女神头像,高22.5厘米,脸面宽19.5厘米。额顶发际平直起棱,鬓角齐整。眉间圆凸,颧骨高耸,鼻梁低。眼梢上挑,眼窝较浅,眼眶内嵌入淡青色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大型积石冢群址20多处,都呈东西向。积石冢群以圆形祭坛为中心,这些积石冢以石块砌成,以石封顶。每个冢群内部墓葬差别很大,呈现出不同的等级

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一体,在母系社会下,红山文化先民们所追溯到的最远祖先自然是氏族的女祖,因此在女神庙中祭祀的先祖是女性。而积石冢群埋葬的都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而是各个氏族或部落的男性首领,亦属于祖先神。男性积石冢围绕女神庙而建,这看似矛盾,但却符合红山文化时期神权与政权相结合,逐渐形成新的高级共同体这一趋势。对此田广林先生将白音长汗积石冢与牛河梁遗址进行比较,其观点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把白音长汗积石冢与牛河梁遗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白音长汗代表的社群性质是一个氏族或者部落,而牛河梁所代表的社群则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当数量众多的本来是彼此分散、相互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社会实体之后,支配现实世界的最高首脑人物和为各方各部所共同接受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的主人都是这个新的社会政治实体形成之后而受到人们广泛尊崇的祖先神的话,那些中心大墓之侧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应该就是这个实体形成过程中受到本部尊崇的次一级首领人物,他们所以被安葬于此,可能具有配享意义。

 

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处于同一年代,二者相距50公里,共同构成一个祭祀礼仪中心。从坛、庙、冢结合看,这是辽西地区一个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这绝非一个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而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在红山文化时期,坛、庙、冢的结合代表天、地、祖先神逐渐合为一体,而部落领袖也受到崇拜,牛河梁遗址墓主人都是男性,这说明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父权制逐渐形成。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以一人独尊为中心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存在“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红山文化的崇祖与尊“王”亦结合起来。红山文化“坛、庙、冢”对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产生直接影响,后世帝王的封禅之礼亦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与同时期中国其它祭祀遗址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

文字的发明与青铜铸造  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辽西地区古文化发展到小河沿文化时,已经出现原始的文字,这反映在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彩陶上的原始图画和文字符号上。在翁牛特旗石棚山遗址出土的四件陶器上,发现了原始的图画和文字符号,在陶器上刻划多个符号,布满全器。小河沿文化符号共有12个,“从笔划的深浅粗细看,旨是用木、骨器刻划的。从符号的结构看,远比西安半坡遗址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符号复杂。”有人认为陶器上出现了与“巫”、“九”、“雷”、“中”等相近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甲骨文字的祖型,可以称为原始的象形文字。在一直腹罐上面,刻有一幅原始图画文字,有人认为是石棚山先民对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记录,也有人认为是一篇原始“祭文”。这两种看法都具有很大的猜测性质,但是石棚山原始陶文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文字当属无疑。这些文字是汉字的源头,因此辽西古文化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在研究人类文明起源时,中外学者都把冶金技术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以黄河流域为参照系,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是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辽西古廊道所在地与中原同步进入到早期青铜时代。大约在红山文化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冶铸业成为重要的手工部门,并获得快速发展。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积中,出土的2件用于铸造钩形饰件的方形陶质合范,这是国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铸范。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各种青铜,如大甸子遗址出土的内外合范铸造的青铜杖首青铜耳环,北票康家屯遗址出土的青铜,锦县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兴城仙灵寺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和耳环,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出土的冶铜炉壁残片等。连柄青铜戈长近80厘米,戈体有细长的援部,柄身连铸,柄为实心,柄面饰满菱形花纹。这件连柄青铜戈被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冶铸水平的代表。以上所举皆为辽西走廊地区的青铜遗存,可见这一地区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经较为成熟。郭大顺先生认为,辽西地区北方式青铜器起源不限于西部草原一个来源,而应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北方式青铜器于辽河流域的分布重心在辽西区,辽西区早于北方式青铜器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所以,并不能排除燕山南北地区所见北方式青铜器有的是以当地青铜文化发展为其来源的。”辽西地区应是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发明较早的地区之一,并对同时期东北和中原青铜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属,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在史前时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各种文明因素已经出现并处于先导地位。“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发达,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制陶业、制玉业都显示了红山先民高超精巧的技艺。红山文化社会经济的进步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神的世界里出现主神和次神,人世间出现穷人和富人及拥有权势的首领和各种不同阶次的官员。在宗教信仰上,红山先民已度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进入了祖先崇拜,玉器的归属形式说明‘礼’是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权力,玉器并有龙的图像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遗址和墓地所见坛、庙、冢的结合及其反映的礼制和等级的出现,说明我国早在5000多年前已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到距今5000年前后,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古国”已经形成,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