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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朝阳通史?绪论)

发布时间:2019-08-12    阅读:103

 

四、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

 

历史上,朝阳先后有多个名称。战国时称“酉城”,秦汉称“柳城”,魏晋三燕时期称“龙城”、“和龙”,后又称“昌黎”、“黄龙”。隋唐时称营州,辽、金时称霸州、兴中。元时为兴中州,明时属兀良哈三卫牧地。清初称三座塔,乾隆三十九年(1774)设三座塔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置朝阳县因称朝阳。

据文献记载,官方正式命名“朝阳”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清高宗实录》记载了更名的全过程。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三,直隶总督周元理奏热河地方更定事宜:“一、热河同知奉旨改为承德府。其余六厅,拟改州县名目。如喀喇河屯厅,拟名滦平县。八沟厅,拟名平泉州。四旗厅,拟名丰宁县。塔子沟厅,拟名建昌县。乌兰哈达厅,拟名赤峰县。三座塔厅,拟名朝阳县。”月十五正式批复,“因思向曾设承德州,今宜升为承德府,即以同知改设,其余六厅,……塔子沟厅,改为建昌县。三座塔厅,改为朝阳县。”同年七月初三,正式颁授官印,“铸给直隶承德府理事同知管平泉州事、理事通判管赤峰县事、理事通判管建昌县事、理事通判管朝阳县事……朝阳县巡检兼管典史……建昌县巡检兼管典史、赤峰县巡检兼管典史等印记。从总督周元理请也。”此后朝阳“耕桑日辟,版籍日繁”。光绪三十年,朝阳“以垦地多熟,升府,以建昌隶之。”1940年,朝阳县曾一度改称“土默特右旗”,但很快又改称朝阳,一直沿用至今未变。

关于朝阳地名的名源含义,前贤与时人作了十分可贵的探索,但历来说法不一,现结合命名方式和出现时间早晚胪列各家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依朝阳洞命名说。乾隆年间李调元认为,“县南有凤凰山,嵚崎秀削。山下有朝阳洞,县得名以此。”薛作标认为,“朝阳县是清代的三座塔厅改置的,是一座历史名城,因凤凰山顶有成佛洞,原名朝阳洞,故称朝阳。”

2.依凤凰山而以《诗经》命名说。中华民国时期朝阳县长周铁铮1931年呈给热河省政府民政厅的报告说:“因县街东临凤凰山,诗云:凤凰鸣矣,于彼朝阳。即取凤鸣朝阳之意也。故定名曰朝阳。”此说为后人因袭引申,流传亦广。如“县城东南有一座凤凰山,相传在五百多年前,这里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曾有凤凰降落于此山,诗经中有‘凤凰鸣矣于彼朝阳’的诗句,建置县治时取朝阳为县名。”“因城东临凤凰山,山形如昂首展翅欲飞的青凤,对城内似鸣状,故取《诗经·大雅·卷阿》篇:‘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句,引‘凤鸣朝阳’之意而定名‘朝阳’。” “依山定名按凤鸣朝阳之意改名的说法较为确切。”朝阳市志》曰:“朝阳之名是因城东凤凰山有九座主峰,形如青凤昂首展翅,故取《诗经·大雅篇》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句中的‘凤鸣朝阳’之意而得名。”“朝阳之名始于清代,源于《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诗句。”

3.因地处大青山之阳命名说。民国时撰修的《朝阳县志》曰:“县西二十里之朝阳沟,于民国五年,山水冲破土崖,发现古墓一,有碑文可辨,知为韩瑜墓。”墓碑曰韩瑜“以统和五年十一月十日,毙于行次,享年四十有二。……以统和九年岁次辛卯十月丙寅朔八日癸酉,改葬于霸州之西,青山之阳,有人据此认为朝阳得名于青山之阳。

4.石刻文字朝阳说。“在朝阳市孟克乡八宝村有群众在民国期间,于当地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朝阳二字,因此叫朝阳。”

5.依方位命名说。“因县城位于凤凰山的南端,故而得名朝阳。”或谓地处大凌河之西岸得名。

6.民间流传抵龙换凤说。“清高宗乾隆于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东巡路经三座塔,行宫设在龙城的佑顺寺。……乾隆皇帝博览经史,对于龙城这个地名很反感,他认为,率土之滨,莫非主土,只有皇帝住的地方,才能叫‘龙城’,区区塞外山城,怎配叫做龙城。于是,他对随驾的群臣说,此地虽有三朝八王建都,但都偏安一隅,现在仍叫龙城,实在不妥,朕欲改此地名,你们看叫啥为好。纪昀当即奏道:‘诗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岗,凤凰鸣矣,于彼朝阳。’奴才见城东一带高山,正好九座山峰,形如九凤朝阳。奴才启奏皇上,是否叫做朝阳好!’乾隆听了纪昀抵龙换凤的一番议论,大为高兴。于是降旨,改龙城为朝阳,撤销三座塔厅,建置朝阳县。并亲笔题写八个大字:‘帝德广运,凤鸣朝阳’,交给县知事,然后起驾去盛京。朝阳县知事,选择朝阳城里最宽、最长、最繁华的南北大街,修了南北两座牌楼,把乾隆皇帝题写的‘帝德广运,凤鸣朝阳’八字做成两块金字匾,分悬于南北两座牌楼上……从此,龙城改为朝阳,龙山就叫凤凰山了。”

7.史迹地名说。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朝阳”为史迹地名。陈守义先生认为,朝阳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日出之地,由此论证朝阳与日出神话的联系。“就其所承载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涵概而论,‘朝阳’一名应定位于史迹地名。唯其如此,这个看似普通的地名所凝聚的文化归属感,才会得到凸显。”

 

            绪论 5 朝阳市周边地形地貌图

以上诸说,莫衷一是,在此略加辨析。依凤凰山(第2说)而以《诗经·大雅·卷阿》篇命名说在朝阳当地流传最为广泛,即朝阳得名源之于凤凰山,将《诗经·大雅·卷阿》中凤凰和朝阳联系起来。从传说发生学看,此看法多承继因袭,证据不足,颇多演绎附会,但流行广,影响大。依方位命名说多以山南水北为阳立论(第35说),但问题是朝阳城址不在大凌河北,而是在大凌河西。实际上,依水之阳所命地名,都要依据水名而定。检索史料可知,除清朝设置的朝阳县外,历史上以“朝阳”命名的县有二,一是西汉南阳郡朝阳县(今河南邓州东南),“在朝水之阳”,南朝刘宋时废。另一是东汉济南郡朝阳县(今山东章丘西北),“在朝水之阳”,北周时废。上述二县称为“朝阳”,皆因地理位置在水北。而大凌河从未称过“朝水”,故何得“朝阳”?同时,朝阳古城在凤凰山西,“县街东临凤凰山”,并不在山南。第3说因地处青山之阳而得名,亦不成立。“青山之阳”应当在大青山的南面,而朝阳与此方位不合。由此可见,“朝阳”得名山南水北说不成立。石刻文字朝阳说(第4说),只是民间传说,“但至今谁也没见过实物,只是传说而已”,亦无法说明碑文时代,不足为信。因牌楼文字得名说(第6说)有悖情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已经设朝阳县,民人尽知,而乾隆谒拜祖陵途经朝阳在四十八年,前后相差五年,岂有设县五年而无县名之理,何须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才因牌楼文字得名朝阳?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八年途经朝阳且留诗一首曰:“兴中之府朝阳县,三塔一颓其二存。残竭犹存张氏记,千秋兴废不堪论。”诗中明确提到朝阳县。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北牌楼上“凤鸣朝阳”,是先有朝阳之名而后才有“凤鸣朝阳”的解释。

在上述诸说中,依朝阳洞命名说(第1说)和史迹地名说(第7说)相对其它各说较为合理可信。且二说具有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一说,下面具体论述。

一、前面所列朝阳得名各说,乃依出现时间而定,因此出现时间的早晚,是判断得名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依据。从目前看,清人李调元的说法为最早。有人认为李调元的说法不足为信,因而轻易否定其说,难免武断。其实李调元的看法最值得重视。李调元到过朝阳,对于朝阳县得名,他一定是咨询过地方官员士绅,断不会轻易臆测,其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朝阳地方人士的普遍看法。李调元在朝阳的行程足以证明这一判断。他在《出口程记》中记载道:

 

十三日,早行。……县南有凤凰山,嵚崎秀削。山下有朝阳洞,县得名以此。洞中有石卧佛罗汉,峰顶有二塔,塔下有延寿寺。寺前有大凌河,为一邑风水之冠。是日通判管县事成公安来会,得诗两首。……是日理藩院差官员外郎七十五来会,又佑顺寺管事大喇嘛四楞脚来献奶茶,并献哈达……是日宿关帝庙,即古灵感寺

十四日,……是日,僧照钵求诗,为题禅堂山水画二首云:一幅青山绿水图……兴中州外朝阳洞,试问何如画里山。”

十五日,大雨,仍驻朝阳。题朝阳洞诗一首云:怪石嶙峋下,朝阳洞共传。门高常见日,树密不遮天。卧佛鬓眉古,飞仙羽扇还。年深人罕到,时有声声圆。” 

 

李调元在朝阳停驻三日,先后与成公安等多人相会,并题诗朝阳洞,可见朝阳洞在当地人心中之地位。朝阳设县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调元《出口程记》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相差三年,如是因凤凰山得名,十分雅致,乡贤必当言之。李调元不言此说,说明此时尚无因凤凰山得名之说,因此朝阳得名自然与《诗经》无关。从时间看,李调元之说比周铁铮的凤凰山说早150年,故李调元说当为可信。

二、朝阳之名与凤凰山无关,因此也就谈不上《诗经》的凤鸣朝阳。陈守义先生在《地名“朝阳”诂义》中对此已有辨析,其主要观点认为:地名“朝阳”,有别于《诗经》中的“朝阳”;在清置朝阳县之前,许多地方便以“朝阳”为名,朝阳地名在先,凤凰山因朝阳而得,不是“凤凰”引来“朝阳”,而是“朝阳”引来“凤凰”。朝阳乡贤许植椿《游凤凰山》组诗有句云:“千年古洞号朝阳,因起山名是凤凰”;朝阳是上古神话中的日出之地,其地名更有文化含义。陈氏之说另辟蹊径,值得重视。

就目前已有资料看,在朝阳与凤凰山的关系上,是先有朝阳洞,后有凤凰山。据《塔子沟纪略》卷6《古迹》记载,朝阳洞得名于顺治九年(1652),顺治八年在朝阳洞修建寺庙,九年告竣,“召募僧人李大嘴在洞住持。洞本无名,因其向阳,遂名‘朝阳洞’。”而凤凰山一名最早见于凌霄塔铁钟铭文,其铭曰:“大凌河南凤凰山朝阳洞”。此钟铸于康熙十一年(1672)。从时间看,朝阳洞在先,凤凰山在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凤凰山称龙山、和龙山,辽金时期或称作龙岳、龙岫。明代朝阳为蒙古兀良哈三部游牧之地,山名竟至阙载。龙山何时变成凤凰山的呢?清人张穆认为,凤凰山“元时犹称龙山,其改称凤凰山者,当始于近代。”证之凌霄塔铁钟铭文,张穆所谓近代或指清初。现流行有两种说法,一说清朝时,人们见龙山其形少伏,数十里之外,望其左右两峰如凤两翼,中峰微伏,有塔耸起,如凤昂首者然,因名为凤凰山。  二是民间传说。“相传,清朝乾隆帝出巡狩猎,闻听辽西有座著名的‘龙山’(今凤凰山),龙本帝王象征,而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氏始兴之地不在辽西,出于避讳,一些官员便依据龙山‘诸峰连亘,犹如青凤昂首对城长鸣’的山形走势,将‘龙山’之名改为‘凤凰山’,更是将此山之西的燕国旧都‘龙城’更名为‘朝阳’,这也正应称了《诗经》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著名诗句。”显然,形似说近理,避讳说不成立。中国山称“龙山”者众多,清朝皇帝并未一一给予改名。后人给龙山起了新名,称为“凤凰山”,虽然人们知道“今之凤凰山,即古之龙岫也” ,但久沿成习,也便接受这一更名。于是有人便把朝阳”与“凤凰山”联系在一起,这就可以解释朝阳县长周铁铮向热河省民政厅提出朝阳地名取凤鸣朝阳之意的原因。周铁铮的解释显然是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强调了文化属性,更易于让人接受,也因此有了后来的演绎。

其三,朝阳曾称“三座塔”,因城中有三座塔而命名。三座塔厅改为朝阳县。朝阳设县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此之前,“朝阳”一名已经广泛使用,多用于山洞、寺院等,只是没有成为县级行政区名。《塔子沟纪略》撰成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朝阳设县,书中记有多处以“朝阳”冠名洞名、寺名等,可证在“朝阳”设县前,人们已普遍用“朝阳”来冠称事物。如:千佛洞“距朝阳十里高山之中”此处朝阳未指明为朝阳寺,或为村镇地名。“塔子沟西南四十里有无名山,山腰中有石洞。……以洞口向阳,遂呼为朝阳洞。”槐山洞“洞口朝阳,遂又名朝阳洞”“平房东去三十二里,至兴隆山中,有向南一洞,遂名朝阳洞。”“常安寺东去七十里有朝阳寺一座,喇嘛居之,系康熙九年所建。”由此可见,在朝阳设县之前,朝阳地区已有很多“朝阳”来冠名的地名、洞名和寺院等,说明使用“朝阳”冠名十分普遍。人们为何喜欢用“朝阳”来冠名呢?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朝阳之得名正与这种文化现象密切相关。这种文化现象便是远古的日崇拜。

“朝”之读音有二,或读为“zhao”,或读为“chao”。读“朝”(zhao)时,其意为早晨、初始,常常组成名词,如“朝阳”、“朝鲜”、“朝日”、“朝霞”、“朝晖”等。读“朝”(chao)时,可与其它词汇构成名词,如“朝廷”;构成动词,如“朝拜”;构成介词,表示方位,有对、向之意,“朝阳”“朝东”。如果“朝阳”读为“朝(chao)阳”,则表示的是朝向,“阳”即“日”、“太阳”,可引申理解为阳光、阳面。“朝(chao)阳”即朝(chao)日,而日出东方,因此从日崇拜看,“朝(chao)阳”即朝拜东方初出之日。

在神灵崇拜中,崇拜者必须相信所拜之物包含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样崇拜物才能在先民的意识中被神化,成为崇拜对象。朝阳得名与远古辽西族群之日崇拜有着深厚且直接的文化渊源关系。这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东方日出之地与红山文化日崇拜。东方是日出之地,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淮南子·地形训》曰: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 夏商时期,四方位之东方地域概念是指东北西南部和冀东北地区,也就是辽西地区夏以前,人们已经形成了四方地理概念,从地理位置看,嵎夷所在的辽西正处于夏都的东方,因此嵎夷被视为东方之地,朝阳为远古先民心目中的东方日出之地。《山海经》中多次谈到“日出”之地,总是和山岳联系在一起,“日出于谷而天下明”,可知古人认为日出于山。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的图像文字有”,为上中下结构,上者为太阳,下者为山,中部为云,上述文字被释为“旦”、“炅”或“炅山”突出了日出和山的关系,即日出于山。日出于东方之山,对此《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诸多描述: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君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日月所出”即日月初升之地。从《大荒东经》记载看,“日月所出”之地皆为东方的山岳。这说明古人心目中的日出之地是在东方遥远的“大荒”之地。

远古先民看来,是具有神性的,因此面对一次次日出,必然产生日崇拜。日崇拜起源很早,在农耕与游牧民族中均有。《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又“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郑玄注曰:“暗,昏时也。阳……谓日中时也。朝,日出时也……以朝及暗,谓终日有事。”《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郑玄注曰:“天之神,日为尊。”孔颖达《正义》云:“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诸神之首,故云为尊”。在东夷与东胡族系民族中,普遍有日崇拜。辽西地区是东夷的族源地,在辽西的古族如商先祖、嵎夷等均盛行日崇拜。

《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郑玄注云:“寅宾出日,谓春分朝日。”蔡沈《集传》曰:“寅,敬也;宾,礼接如宾客也;出日,方出之日。盖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识其初出之景也。” 甲骨文中亦有“出日”记载,并由祭祀对象引指祭礼。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有祭日之礼,且于日之出入朝夕祭之。”董作宾先生认为,殷时“有日神,于日出日入祭祀”。郭沫若先生说:“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 宋镇豪先生统计甲骨卜辞中“入日”和“出日”卜辞记载共有21条,认为“甲骨文中的‘出日’、‘入日’的祭礼是殷代的太阳祭礼。”可见,在上古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东方方位祭拜日的礼仪就叫“出日”或“朝日。日就是太阳,所以“朝日就是“朝阳”。周向永先生对此有精当的论述,他说:

 

纵观这千古不替的祭日礼俗,其中心就是个“朝”字,《开元占经》曰:             “朝者,春分之别号。”这话只说了一半,根据自商抑或更早既已相沿成习的祭日礼俗而在商周时作出的仪礼规定,春分是配属东方的时令,由东方的方位概念所决定的春分祭日之礼名曰“朝”,即所谓“春分朝日”。但很显然,祭日之礼并非只在春分这一天进行,春分配属东方,是先人对四方风及四时分至等自然现象已经达到很精确认识之后的结果,在农业文明刚刚萌芽的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对自然的崇拜,这种对日出日落的礼拜或许是经常进行的一种祭礼,所以才能够成为日后方位和时令所依附的基础。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朝”至迟在商周时是表征东方方位及礼拜日出的祭礼之名,它源于东方的方位概念:因为日出东方,但同时又超然于此;因为需要礼祀祭拜,尤其是在与“朝鲜”称名相关的商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朝”与其说是“居东表日出之地”的方位指征,毋宁说是体现在东方方位意义上的拜日、朝日等时代观念与时代精神的移合或浓缩。

 

东方日月之所出”,因此日出之地的日祭祀具有典型意义。朝阳为古嵎夷、明夷、朝鲜之地,这里是日崇拜的源生地。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可以看到远古时期东方日崇拜的影子,神人天吴、君子国、黄帝和青丘都在《大荒东经》中出现,说明这一地区的日崇拜。

20世纪80年代在西拉木伦河上游白岔川曾发现岩画遗存,有玄鸟图、向太阳神祈祷等图,可知商人崇拜太阳神。红山文化的祭坛都设在高山之巅,便于观测天象,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圜丘(日坛)、方丘(月坛),乃上古初民祭祀日月之物,从中不难找到日崇拜的因子。“古人观天象的记录留在了大地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的有一个由立置石块排成的同心的三重圆。这三层圆外圆直径22米,中圆直径15.6米,内圆直径11米。外圆、中圆、内圆台基以0.5米到0.3米的高度由外圆向中心层层高起。这三重圆就是古人直观地用立置石块圈成的太阳。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三地点的墓葬也成太阳圆形分布,这直接表现了红山文化人们的观天实象,也反映了红山文化的人们可能有太阳崇拜。”“今天我们可以初步认定,红山文化创造的历法是山头历(地平历)。山头历就是利用山头与太阳的关系,以山头来为太阳运动定时位。《山海经》最早记载了山头历。当时的人们站在一个观测点观察对面山头某个点的日出,并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可称为‘地平历’或‘定点历’。” 显然,红山文化中的圜丘设置和观测天象都和日崇拜有关。

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与“五帝”时代前期即黄帝和颛顼部族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传统源远流长,黄帝的名号就源于太阳崇拜。黄帝部族崇鼋,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龟形玉器或玉龟。崇龟是上古太阳崇拜的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祖先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结合”《国语·周语》说:“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颛顼被“配享”为“日神”。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又称高阳氏,帝喾又称高辛氏。《史记集解》引张晏曰:“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楚辞·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王逸注:“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白虎通》谓:“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高阳者,阳犹明也。”阳乃高明,为本意。颛顼之顼字在古书上又假作“旭”。《庄子·天地篇》有“顼顼然不自得”,郭注:“顼顼,本又作旭旭。”诚如是,则颛顼亦即“高旭”。旭者,初日也。《诗·邶风·匏有苦叶》云:“旭日始旦”,旭即初出的太阳。故颛顼即高旭、高阳,意为崇拜高处的太阳。

汉代朝阳地区的地名多与日有关,如右北平郡地名中有夕阳、昌城、聚阳、平明(王莽时期改为平阳),这或是辽西日崇拜的遗存。

其次,日出之地均指向辽西大地。嵎夷、旸谷、明夷、朝鲜都与日出和日崇拜有关,而这些地名都在辽西。《史记·五帝本纪》曰:“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 《尚书·尧典》曰:“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尧任命羲仲为“居治东方之官”,分领东北各族,“宅嵎夷,曰旸谷”,“敬道日出这里郁夷旸谷日出联系在一起。郁夷即嵎夷、嵎銕,居于东方的夷族,其地望在辽西,或认为在大凌河流域。“旸谷”也叫崵谷、阳谷,东方日出之地,即“朝阳之谷”。《后汉书·东夷传》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即为日之所出,则当在东方。《说文解字》曰:“首崵山,在辽西。……一曰嵎夷,旸谷也。”《说文解字·土部》说:“堣夷,在冀州旸谷。”商以前的东方,指的是古冀州北部即今冀北辽西一带尹世程《禹贡集解》认为“冀州包括今辽宁西境,河北东北境。”在东方日出之地,早有朝阳地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曰:“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又曰:“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怀疑为“太昊”之讹,“太昊”为太阳神”。《尔雅》记叙了先民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称东方为“日下”。“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国也。” “日下”非日落,乃初升的太阳底下,也就是“嵎夷旸谷”。这是上古先民最原始的东方地理观念。朝阳属于嵎夷、旸谷之地,也就是日出之地

日出而天下明。《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 《周易》谓“箕子之明夷”,明夷在辽西。《左传》载卜人楚丘曰:“明夷,日也。”注曰:“明夷,离下坤上,离为火为日,坤为地,日在地下,故曰明夷。”又曰:“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服虔注曰:“融,高也。”明夷之谦即日出之时。日与明、朝有内在关系。《易传》称日为明。六十四卦中,坤代表地,离代表火。《易·说卦》:“离为火为日。”《易·系辞上》曰:“日月之道,贞明者也。”《易·系辞下》:“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易·离》疏:“日为明”。古代称日为大明,《礼记·礼器》曰:“大明生于东”,郑玄注曰:“大明,日也。”即日出于东方。《尧典》“宅嵎夷,曰旸谷”,取日出之义,在东表日出之地。从文字学看,“明”由“朝”演变而来。朝为日出,日出而明,故朝、明相通,明即朝。“朝”字在甲骨文中作“”,“”的左旁像日在草木间,是“朝”字之本体。即早晨之意,后字省去“木”即成了,但不是作为明亮解的“明”字,应读“朝”。因此,“明”即“朝”,有东方、日出、昌明之义。《诗经·齐风·鸡鸣》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如此则明夷即嵎夷、朝夷、朝鲜之地。“嵎夷本于嵎地,明夷、朝鲜本于旸谷。因之两者既是地称又是族人称”,论其地望当在辽西,即古人认为的太阳升起之地。“明夷”即“朝鲜”,为东方日出之地,其地当在今之辽西。“箕子于殷末迁来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从辽西出土的青铜器看,“箕子适朝鲜之地不在今朝鲜,而是在辽西”胡渭认为,“嵎夷羲仲所宅,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

明夷、嵎夷主要包括辽西地区,而在古人的四方方位中,最早的东部地区指的就是冀北辽西一带,尚没有达到朝鲜半岛。《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按这个顺序,东方从碣石山(一本无山)起,过朝鲜,横穿大人国。青土即青丘、青羌“一曰在朝阳北”,当在辽东。则朝鲜在碣石山与大人国之间,即辽西、辽东之间,不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明矣。实际上古人的东方概念包括辽西和辽东,并逐渐向东推移。这一地区为太皞、句芒之所司,即日崇拜之民族所居之地。后来箕子率族众渡辽水来到今朝鲜半岛,因此崇日习俗也传到朝鲜半岛。随着嵎夷活动范围的扩大,旸谷亦不断东移,移到“海外之地”,这便是一些人认为旸谷在朝鲜半岛的原因

“四荒”是古人对天地四极认识的最极边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人对东方的地理概念不会远至现在的鸭绿江以东,古人心目中的东方镇山即为现在辽西的医巫闾,可为坚证。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现在的辽西就是古人心中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名之为朝夷;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辽西首府所在仍名朝阳,这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今天的朝阳市有一座凤凰山,取义‘丹凤朝阳’之义;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通过以上我们的分析,谁又能否认隐喻在朝夷朝阳之间必然而深厚的历史关联呢?” 

再次,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拜日与尚东。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普遍存在着日崇拜,而且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古代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或起源于辽西,或在辽西驻居,千百年来,虽斗转星移,但这些民族的共同日崇拜文化传统却或明或暗一直延续着。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乌桓以穹庐为舍,开向日;皆东拜日。”女真人“元日则拜日相庆”。传说高句丽王朱蒙其母因日照而孕生朱蒙。朱蒙又叫东明,据考证,蒙、明音同,朱蒙当是朱明。又,东、朱音通义同,东明亦是朱明,朱明乃是太阳的称谓。因此朱蒙、东明、朱明等是史前人类自然崇拜中太阳的名字,这是典型的感日而生的日崇拜。朱蒙自称是“日子”、“河伯外孙”。“日子”即太阳的儿子。“河伯”即“天吴”神,居于“朝阳之谷”。《说郛》卷97引《辽东志略》曰:“契丹东胡种,……至元魏时,自号契丹,五代末,称太阳契丹。”这是最为典型的日崇拜。蒙古“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 满族祭日,“癸丑,春分,朝日于东郊。”可见,日崇拜在北方民族中十分普遍。

日祟拜与尚东习俗紧密相连,长期的日崇拜形成了尚东习俗。且看:

 

乌桓 “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鲜卑 “亦东胡之支也,……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契丹 “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日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

女真 “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门皆东向”。(《北盟录》)“宁古塔屋皆东南向……开户多东南”。(《柳边纪略》)

高丽 “俗多淫祠,祀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突厥 “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周书》卷50《突厥传》)

蠕蠕 “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北史》卷14《后妃传》)

 

拜日尚东,则要朝向太阳。因此“朝阳”就是“朝日”,主要是朝向东方,一般解释为朝向阳面(南面)并不完全准确。《释名》卷一《释山》曰:“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所照而名之也。”“朝阳”,旦即见日。《尔雅·释山》释曰:“谓山顶之东皆早朝见日。但是山东之岗脊总曰朝阳。《诗·大雅·卷阿》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是也。” 周祈《名义考》卷三“朝阳夕阳”曰:“盖山东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谓也。张华有‘凤鸣朝阳’之说,始指为晓日,而谓夕阳为落日者,自昔诗人益纷纷矣。”刘庚在《稽瑞》中对《诗经》“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有准确的解释。他说:“《礼》斗威仪曰:‘人君乘火而王其政讼中梧桐为常生。’宋均曰:‘梧桐,大家候兴则为之生,有祸殃则不荣华也。《诗》云梧桐不生于嚴,太平而后生于朝阳也。’孙氏《瑞应图》曰:‘王者任用贤良则梧桐生于东厢。’注曰:‘生于东厕瑞。’《周书》王会曰:‘成王时梧桐生于朝阳。’注曰:‘生山东曰阳也。’”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六·留题门下》曰:“朝阳岩在永州城西南一里余,元结所名也,以其东向,日先照故名。”这一解释与朝阳本意相同。

朝向东方日出即“朝阳”,这种朝向有着宗教意义。“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在他们走出半地穴式房屋到地面上居住后,都形成了门窗向东、或是向南、向东南的习惯,在不同民族中,其朝向不同,但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是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一些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门或向东、向南、向东南,固然是因为这里冬季气候严寒,为了多接纳一些阳光,但究其实质,正如尼夫赫人所解释的那样:‘日落方向是阴间,如果把门朝向这个方向,房屋居住者就会死去,并投奔那里。’所以尼夫赫人在建筑住房时,都要使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是生命、幸福的象征,拜日朝阳则意味着生命和幸福。正如海克尔所说:“在现代科学家看来,太阳崇拜是一切有神论信仰形式中最有价值并最容易与近代一元论自然哲学结合的形式。因为……我们整个身躯的和精神的生命也像所有其它有机生命一样,说到底都要归结为光焰四射的散发着光和热的太阳。”

日崇拜在北方族中仍以社会活化石形式存在,鄂伦春人在新年伊始要祭拜太阳;满族祭天时,通天的神杆要立于阳升之地;萨满仪式中的铜镜代表着太阳等

第四,凤凰与太阳的结合,日、凤凰崇拜的合一。在远古人类的观念中,鸟与日有着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太阳是由鸟驮着飞行,即“金乌负日”。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即传说中运载太阳的神鸟《说文解字》曰:“乌者,日中之禽。”《淮南子·精神训》曰:“日中有踆乌”。张衡《灵宪》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在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赤日中有乌。上述资料均把太阳和神乌联系在一起。后来,乌被神话为赤乌,乌摇身变成了凤凰、凤鸟,被称为太阳之鸟。“凤,神鸟也凤色赤,五行属火。纬书《春秋演孔图》曰:“凤,火精。”《春秋元命苞》曰:“火离为凤。”凰,或认为是一种与光有关的鸟,即太阳鸟。《鹖冠子》曰:“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因此,太阳崇拜与鸟崇拜同宗,作为图腾的神鸟,具有太阳神的性格,所谓凤出东方,实则日出东方。

史前文化中神乌象日在各地十分普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3层出土距今6000余年的刻画双鸟纹象牙雕器,双鸟绕一“朝阳”,一回首,一仰首,头部突出,彼此呼应。同遗址第4层所出距今7000年左右的另一骨雕上刻画相近双鸟纹,通体相连如双头鸟,鸟头上似有冠,两例的鸟形象己似凤的前身。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良文化大玉璧,其上刻画有立于祭坛上的鸟,应为崇拜的神乌

神乌是红山文化先民的崇拜对象。在红山文化分布区遗址中,出土有各种鸟形玉器,如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鸟,应为鸮。鸮被视为太阳神鸟,即驮运太阳的三足鸟,被红山文化先民所崇拜。最为典型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积石冢第四号墓中出土一件大型玉凤,枕于墓主人头下,先于死者下葬,或表示祭祀或代表神权,其含义值得深思。结合赵宝沟文化中己将鸟神化为凤,可知红山文化中已将乌神化为凤并加以崇拜,该大型玉凤是目前考古发现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实例。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出土的玉凤,说明朝阳是凤崇拜形成最早的文化区域。

 

绪论 6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第四号墓出土的玉凤

 

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黄帝与凤凰关系密切。《初学记》卷三十引《帝王纪》曰:“黄帝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鸟,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鳞翼鱼尾,其状如鹤,体备五色”,这正是凤凰的形象。辽西是商人的族源地,商人的先祖以玄鸟为图腾,是太阳的象征“由《山海经》中可以看出,黄帝世系与同书所记的帝俊世系又互相重合。由此又可推知,太阳神黄帝与太阳神帝俊也应是同一的。” 《山海经·大荒东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而出入风。”这里的风即“凤”,“俊”即“”,即《淮南子·精神训》所谓“日中有”。“来凤曰俊”即凤凰是来自太阳中的鸟,而太阳出于东极之山。这里日与凤凰合一,日出之地的日崇拜也即凤鸟崇拜如此,说朝阳之名得之于“凤凰”崇拜亦无不可。

朝阳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远古龙、凤、日崇拜的发源地之一。朝阳这一地名反映出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悠久的历史和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朝阳”曾长期称“龙城”,山称“龙山”。后“龙山”改称为“凤凰山”,这都有着龙、凤崇拜的文化背景。而日崇拜和凤凰崇拜的结合,则容纳了更多的文化成分。龙凤崇拜和祭日、拜日等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都在红山文化中有充分的体现。红山文化的龙、凤、日崇拜当属中国龙、凤、日文化起源系统的主干,这说明朝阳大地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上占有“直根系”地位朝阳地域有着龙、凤、日崇拜文化基因,日崇拜和凤凰崇拜合为一体,这是“朝阳”地名的文化背景。

日出是自然现象,但由日出到日崇拜,却成为所有思想、哲学和宗教的最初起点。“朝阳”地名来源于远古传统的日崇拜红山文化的日崇拜,为其后的“朝阳”地名打下了六千年的伏笔。“朝阳”地名是辽西地域文化长期积淀和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无疑是对远古文化的浓缩,表现了突出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体现了朝阳地区文化传统的凝重和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