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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阳地域文化内涵与特质(《朝阳通史?绪论》)

发布时间:2019-08-08    阅读:96

 

三、朝阳地域文化内涵与特质

 

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人类的历史创造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因此深入了解朝阳地域文化的形成、内涵和特质,对于理解朝阳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内涵,构成了一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和文化风格。

朝阳地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其特色文化主要体现在化石文化、红山文化、三燕文化、宗教文化和多元民俗文化等方面。

(一)化石文化

    朝阳所处的“辽西”地区是世界古生物化石的宝库。朝阳化石以品类全、数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先后出土了鸟宗祖化石“三塔中国鸟”、“燕都华夏鸟”、“北山朝阳鸟”及木化石、花草石等,成为媒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化石文化亦随之升温,一个崭新的学科方向渐成体系。顾名思义,化石文化是化石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化石自身的物态文化和与之衍生的文化关怀的统一,是人们在寻找、保护和利用化石的过程中积累总结,逐渐形成的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区域性文化,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如朝阳鱼化石,早在《山海经》中已有记载。至迟在元代已经被人们熟知,《元一统志》曰:“秦王鱼石在和众县北三里七宝山中,其石皆有鱼形。”元和众县故址在今凌源市十八里堡。《热河志》对鱼化石亦有记载:“产朝阳县西北山中,石不甚坚,层层可剥,各有鱼形,随剥随异,无相同者,纎悉如画,土人名曰鱼儿石。”康熙皇帝也多次提到朝阳的鱼化石,他在《鱼石屏歌》序云:“今过土默忒部落,路南有所谓撒哈河滩者,土人种田掘地得石,剖之有鱼形。复剖之则复见。大寸许,小数分寸许,衔尾比目,若游泳然。”哈达清格在《塔子沟纪略》中对鱼化石有十分详细的记述,并作《鱼儿石歌》。将自然造化与人类文化相结合,化石文化形成“化石作为世界物种变化的证据和人类认识自然的钥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化石文化包涵化石科学文化和化石艺术文化。”化石文化涉及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哲学、美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其所含有的丰富内容无疑是文化史上的一重要篇章。

(二)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先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系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发达、内容最丰富的文化,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地域分布十分广阔,但其发展的巅峰则体现在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之中。东山嘴石砌建筑群址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应,表现出引人注意的特点,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是一处集坛、庙、冢于一体的以祭祀该文化最高神土地神为中心的祭祀圣地,“明确反映了等级差别的存在,反映了红山文化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其出土的大量玉器则成为中国“尚玉”古文化源头之一。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结合,代表了中国已经发展到古国阶段,迈进了中华文明的门槛,迎来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三) 佛教文化

    历史上的朝阳是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佛教文化中心和中国北方佛教圣地。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筑起于前燕慕容皝所建龙翔佛寺。三燕统治者均信奉佛教,不断建塔兴寺,法雨普被境域,涌现出一批对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高僧,如昙无竭、昙无成等。北魏统一北方,朝阳佛教事业颇为兴盛,僧侣成群,塔寺窟并兴,其中最为著名的塔寺是思燕佛图的建造。隋唐时期,作为管理东北的政治中心营州治所的柳城(今朝阳),仍为东北地区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朝阳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当属辽代。金元时期,朝阳佛教继续发展。明清时期,黄教传入朝阳,成为朝阳佛教文化史上的又一鼎盛时期。朝阳的古塔多为辽代所建,著名的有朝阳城内的南塔、北塔,城东凤凰山上的中寺摩云塔,龙城区大平房的八棱观塔,喀左县城的利州塔等,著名的寺庙宫观有佑顺寺、惠宁寺、万祥寺等。朝阳自慕容皝建造龙翔佛寺开始,经北魏、隋、唐、辽、金、元、明、清,佛寺代有兴建,佛事绵延不绝,佛教文化经久不衰

(四)三燕文化

三燕政权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由慕容鲜卑联合汉族、鲜卑段部、鲜卑宇文部和高句丽等民族“燕”为国号的三个区域性政权,即前燕、后燕、北燕,历史学家将这三个相互衔接的燕国政权简称为“三燕”。 慕容鲜卑及其三燕政权是中国古代民族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燕文化即是鲜卑慕容氏集团所建立的三燕政权以龙城为中心的地域文化。朝阳曾作为三燕都城达48年之久,留下大量的三燕时期的遗存,从出土文物和现在发现的许多历史遗迹来看,三燕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的双重载体。朝阳地区是中原与东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三燕时期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此汇聚,绘就了一幕幕民族融合的历史画卷,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如三燕音乐继承了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也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音乐,成为中华民族音乐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慕容鲜卑骑马文化,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后,骑马文化中的精华如马具、步摇等,在当地又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并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可见,三燕文化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内容亦源流交错,影响颇为广远。

(五)移民文化

朝阳处于辽西古廊道的之枢纽,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之地,亦是人口迁徙之所。在朝阳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有山戎、东胡、秽貊、乌桓、鲜卑、高句丽、蒙古、女真、渤海等诸多民族频繁迁移于此,历史时期汉民族亦源于边疆形势、口食生计等因素不断进出。易言之,朝阳成为移民的重要舞台,地域文化的移民性特质十分明显,华化与胡化并存,如三燕时期龙城地区的慕容鲜卑集团随着对汉文化的接纳与吸收,其经济生活、典章制度、文化传统都有所改观。同时,慕容鲜卑文化于其地汉人的影响亦十分深远;唐代后期营州地区胡风与胡俗盛行;辽代朝阳地区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伴随中原汉人的大量流入,汉族的官制、文字、礼仪、服饰、饮食、宗教等有了广泛的传播;逮至清代,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到朝阳所在的热河蒙地。移民不仅是人口流动,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区域移民社会的建构,涉及到两种文化体系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问题。缘于历代的移民,朝阳地区民众的人口结构、信仰结构、风俗习惯等均发生了重大变迁,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浓厚民族特色,这种文化变迁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汇聚,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

(六)多元民俗文化

朝阳地区处于农耕与游牧交汇地带,长时期内,由东北进入中原必须经过辽西廊道,不同民族文化于此交汇融合。朝阳地区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在朝阳地区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举凡古商族、古燕族、孤竹山戎、肃慎、俞人、东胡等,秦汉以降之匈奴、乌桓、鲜卑、靺鞨、霫,至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洲等民族均曾生活繁衍于此。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不断地谱写着民族交流、融合的乐章,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朝阳地区的民族主体流变、民族融合所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民俗文化对于理解中国民族文化体系基础结构的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具有启发意义。

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演进和文化积淀,形成了朝阳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鲜明特色。下面主要从区域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区域内历史时期积淀形成的文化遗产和人们的文化性格、行为方式等不同层面对朝阳地域文化特征加以概括。

第一,朝阳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悠久性与连续性  朝阳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这里最早放射出人类文明曙光。早在1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鸽子洞人已经开启了太阳集团文化之端。从古代文明起源看,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从古文化发展系列看,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经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前后时间跨度为5000年。从文化内涵看,这些古文化具有内在联系性和文化承继关系,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

朝阳地区的文化连续性还表在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替连续上。数千年来,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朝阳大地不断融合,交相生辉,在多元一体的文化中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连续性。

民族性与融合性  朝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聚居之地,朝阳重要的区域位置使之成为东北民族三大族系和中原汉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孤竹、屠何、山戎、东胡、肃慎、扶余、匈奴、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吐谷浑、高句丽、渤海、粟特、女真、蒙古、满洲等都在辽西大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和文化影响。由于多民族聚居,这里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多次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流,“有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相互影响。“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如喀左天成观皇会由蒙、汉、满等各民族共同参演,其节目虽大多源于关内的汉民族,却揉进了满、蒙等民族豪放的表演风格,其表演、组织方式独具特色,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又如建平的“十王会”(又称“双会”、“经会”),是蒙古族王公为祭祀和庆功而举行的礼仪活动,它由蒙古人传承于喀喇沁王府喇嘛,其音乐与女真人的鼓笛和辽宋以来的清乐、散乐、马后乐有着渊源关系。这都充分说明朝阳地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与融合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  历史上朝阳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朝阳即是沟通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枢纽,又是连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重镇,辽西古廊道成为人口流动、贸易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桥梁。从红山文化的玉石之路,到箕子之明夷的“诗书之路”,再到三燕佛教的东传,都充分证明朝阳地域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伴随着文化的双向传播,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相会于此,先进和落后杂陈,多种形态并存,体现出文化的包容性。

第二,朝阳地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特征。

首先,朝阳地域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特征:

  历史悠久、种类齐全  从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划分看,朝阳文物古迹首先呈现出历史悠久、种类齐全的基本特点。鸽子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15万年,其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较为丰富,两次考古发掘共获得石制品28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共26个种属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制作技术较高,工具的类型、规格和打制修理方法说明这里的人类与以北京猿人为主体的文化内涵有继承关系。

  红山文化标志着中华文明曙光的出现。红山文化虽然首先发现于赤峰,但是其文化高峰区域却在朝阳牛河梁。现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该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朝阳地区,共有上千处,其内涵丰富,有着发达玉文化。

  朝阳地区历史悠久,朝代、民族看,各个朝代、众多民族都留下了大量遗产,既表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也说明遗产创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朝阳的文物数量在与东北各市的比较中居于首位。陶器类文物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金属器类文物以商周青铜器最为著名,玉石类文物出土地点分布极为广泛,书画类文物在晋、辽及元代壁画墓中多有发现。朝阳市境内出土文物数万件,总量约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二,而且文物珍品尤多。

民族风韵、特色鲜明  因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演进过程和文化背景等不同,朝阳地区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朝阳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部族)迁徙聚居地区,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朝阳留下了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时代看,朝阳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晋时代、唐代、辽代和清代文化遗产较为丰厚。尤其是以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产。从民族(部族)看,山戎、东胡、孤竹、鲜卑、契丹、高句丽、女真、蒙古、满洲和汉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打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体现了不同民族风格,特色鲜明

遗址繁多、塔寺林立  朝阳地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碑刻分布广泛,目前有各类遗址共计有4000多处,最为著名的如红山文化时期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战国燕长城遗址、三燕古城遗址、喀左利州古城遗址、朝阳县大平房的古建州遗址等。朝阳还发现古代石桥2座,其中凌源天盛号金代石拱桥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境内的古塔和寺庙。据统计,朝阳历代有佛塔59处朝阳现存古塔址22处,共26个,最早可上溯到魏晋时期,大多数为辽代所建。著名的有朝阳城内的南塔、北塔,城东凤凰山上的中寺摩云塔,喀左县城的利州塔等。这些古塔造形美观,工艺精巧,堪称古代建筑的珍存。朝阳历代(民国以前)有佛寺669处,现存古代寺观址142处,其中辽金元时期的22处、明清时期的118处。著名的寺庙宫观有佑顺寺、惠宁寺、万祥寺、天成观、玉清宫等。朝阳塔寺林立,说明历史上朝阳佛教文化的发达,而这种文化传统,对于今天朝阳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国宝丰硕、重器无双  朝阳物质文化遗存不但丰富,而且多国宝重器,有些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朝阳历史文化遗产品位高,文化内涵丰富,影响大。如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朝阳北塔天宫发现的波斯玻璃瓶、七宝塔,前燕的金步摇冠,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和定光佛舍利等都是国宝级文物,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出土于朝阳的重要文物被国家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朝阳地区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都具有重大考古、历史和科学价值,因此也必然具有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

  其次,朝阳民俗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特征: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它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变异性。民俗文化主要包括民俗工艺文化、民俗装饰文化、民俗饮食文化、民俗节日文化、民俗戏曲文化、民俗歌舞文化、民俗绘画文化、民俗音乐文化、民俗制作文化等。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朝阳的民俗文化,即从传承的文化艺术的角度看朝阳的民俗文化,其形式多样、历史久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古老传统的泥塑、石刻、木雕艺术一直在朝阳流传并有新的发展。民间艺术巧匠在复修佑顺寺、惠宁寺、天成观等工程中,展示了古老技艺,其雕刻之精胜过往昔。民间雕刻、泥塑既继承了传统,又增添了新的科学技法。二,据考古发掘研究,朝阳民间刺绣于唐、辽、金时期已形成了独特风格,以服装、枕套、台布、门帘、鞋袜等日用品为主体,内容分为花、草、鱼、虫等门类,技法细密,色彩鲜艳,典丽端庄。三,朝阳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宋代,现在其内容广泛,以民间剪纸艺人自选题材为主,以传统题材最有特色,从艺术性上看,它融合“冀”、“鲁”简练淳厚的韵味,又汇集江南明快、纤巧的情致,染上朝阳的山水风光,形成了独特风格。四,朝阳庙会。较为知名的有喀左天成观皇会、建平米勒寺庙会、菩萨圣驾灯庙会、凤凰山庙会等。五,朝阳民俗歌舞等娱乐性活动,主要有地秧歌、高跷、舞龙狮、旱船、夜八出、火龙虎、耍中帆、背歌、抬歌、腰鼓、霸王鞭、銮舆会、十王会、跑黄河等。六,朝阳的曲艺戏剧艺术种类繁多,快板书、数来宝、单出头等在朝阳别有特色;京剧、二人转艺术于清朝末年传入朝阳地区,成为当地主要的曲艺形式之一;朝阳评剧艺术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如今的朝阳县是评剧之乡;20世纪60年代,朝阳的戏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誉为辽西的山里红派;皮影戏源于冀中,在朝阳民间流传历史久远,形成音调高亢、柔美、风趣活泼的风格。七,朝阳的历史传说、民间文学底蕴丰厚。朝阳是楹联之乡,喀左被称为楹联县;在多民族的朝阳,民间神话传说犹如绚丽的珍珠,让人挖掘不尽、采撷不完,来自于父母的口口相传的家庭故事成为过去朝阳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品;朝阳文学也有大家精品,历史上有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史巨著,被称为“蒙古族的曹雪芹”。蒙古族风俗学家、思想家罗布桑却丹,于民国初年撰写的《蒙古风俗鉴》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出生于建昌的画家张缙,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国画,艺术造诣高深,作品流传很广。这三位名家被称为朝阳文坛“三杰”,在朝阳地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朝阳民俗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和多元性。朝阳在历史上是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民族交流的纽带地区。隋唐是朝阳多民族聚居交融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曾在朝阳境内居住的民族有契丹、突厥、室韦、奚族等。由于隋唐多次大规模东征高句丽,中原汉族随之大量涌入定居。辽金元时期,北方三大民族——女真、契丹、蒙古族兴盛发展,他们都将辽西作为重要基地,地处辽西的朝阳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多民族交替融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明清时期,朝阳辟有蒙古王公封地,居住着大量的蒙古族人口。此时,中原汉族因移民垦荒大量迁入且渐居多数。清代以后,由于各民族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迁移事件,民族分布状况趋于稳定,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朝阳民族分布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朝阳民俗文化以儒汉民俗文化为主,融合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特征。如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它既承继了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又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了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营养,形成与草原蒙古族民间文学同中有异的文化特色。其二,朝阳的民俗文化以农业、小生产和农民风俗为主要内容。其中,反映农民劳动生活居多,手工生产(如刺绣)为辅,具有淳朴、节俭、勤劳的民俗本色。在朝阳的民俗文化中,很少有铺张浪费、反映达官贵人生活需求的内容。其三,在朝阳的民俗文化中,以儒汉文化为灵魂,以燕赵文化为形式。朝阳民俗文化受齐鲁文化影响最深,儒家的忠孝传家、礼义廉耻堪称朝阳民俗文化的魂魄,而在艺术形式上则受到燕赵、齐鲁文化的较多影响。如朝阳的评剧、皮影、社火、秧歌(地秧歌、高跷)等主要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民俗文化影响,其文化渊源关系更为密切。其四,祭祀、祈福的特征明显。朝阳地区受萨满文化自然崇拜和儒汉文化祖先崇拜的影响较深。为数众多的民俗中均带有敬泛神、祭奠祖宗、鬼神的特点。其五,实用性是朝阳民俗的重要特点。民俗信仰的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朝阳民俗多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开展生产、繁衍后代、寻求精神愉快。

第三,朝阳地域精神文化特征。

这里主要从精神层面看朝阳人的文化性格特征。自然环境、历史演变和文化传统塑造了朝阳人的文化性格,具体体现如下:

宽厚直率、质朴守信  朝阳人比较质朴,忠诚守信,宽厚直率,为人处世较少欺诈,不耍阴谋。外地人对朝阳人总的印象是老实厚道,热情实在,因此愿意和朝阳人交往。朝阳人这种文化性格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背景,红山文化的尚玉传统可谓太阳集团文化之根。玉代表了高洁、忠信、温良、宽厚的美德,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尚玉和以玉比德奠定了朝阳人精神文化之基础。这种文化传统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正体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精神。西汉辽西郡守赵苞、抗日英雄的赵尚志等,他们身上都体现着“玉”德,“”德影响着一代代朝阳人,形成朝阳人宽和与敦厚,质朴与守信的性格。从较近的文化背景看,朝阳人的文化性格又受蒙古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双重影响自明清代以来,朝阳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对太阳集团文化传承产生较大影响,长期的游牧生活形成的豪放、忠诚、实在、重信等特点成为朝阳人较为普遍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朝阳人多是清代以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因不满生活疾苦、遭遇自然灾害和为躲避战争与迫害而迁徙过来的所谓“关内人”,因此,朝阳地域文化受传统的齐鲁文化的影响很大。齐鲁儒家文化和蒙古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朝阳人厚重、忠信、宽厚的文化性格。

剽悍勇猛、顽强坚毅  朝阳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属于右北平和辽西郡,这里自古地近边塞,民族杂居,民风剽悍。秦汉时期,燕地“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稀,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赵、代地区民俗的主要特征是“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右北平和辽西郡正介于上谷和辽东之间,与燕、赵、代风俗相类,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对朝阳地域文化形成产生持续影响。历史上,朝阳地区曾是诸多游牧民族的驻牧地,游牧民族豪放粗犷的文化性格必然融入到地域文化中,有时甚至成为地域文化的主流。历史的、民族的文化基因造就了朝阳人倔强顽强、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文化性格。

朝阳人性格豪放粗犷,彪悍勇猛,骨子里充满斗争和反抗精神。在恶势力、不平事面前,不屈服、敢斗争,习惯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做斗争反抗的牵头人。如 “九一八”事变后,朝阳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组织抗日义勇军,在辽西地区较早地举起抗日大旗,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1932年1月9日,朝阳人民和锦西民众在锦西冮屯围歼日军古贺传太郎联队,打破日均不可战胜的神话1932年,北票人李海峰率领义勇军活捉日本间谍石本权四郎,震惊日本朝野。朝阳县石明信沟的王文福(绰号“王老凿”),率领石明信沟人民和日本鬼子顽强斗争十四年,使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占领石明信沟,在沦陷区保留了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中国地”。又如出生于朝阳县的抗日名将刘桂五,在西安事变中负责活捉蒋介石,在抗战中与日寇进行了决死的战斗,铮铮铁骨、响震八方。顽强坚毅,敢于斗争,敢为人先正体现了朝阳人的文化性格。

务实创新、吃苦耐劳  务实就是脚踏实地,朝阳自古民风淳朴,质实无华。创新就是推陈出新,谋求新的发展。历史上朝阳人形成不甘落后,敢变求新的文化性格,有寻求新出路、新生活的勇气。在历史的创造中,朝阳人不甘于现状,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劳动生息在朝阳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不断改变家乡面貌。同时,朝阳人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尤为美德。务实创新、吃苦耐劳这种优秀的文化品质是朝阳能够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