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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朝阳通史 绪论)

发布时间:2019-08-05    阅读:125

 

二、朝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朝阳位于辽宁、河北与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在整个辽西区域中,它又是辽西区域的核心,处于历史的地理枢纽位置,“属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朝阳的区域地位十分重要,处于辽西古廊道之枢纽,是中原与北方、东北的连接地带。“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朝阳历史与文化中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地方史问题,更多的是关涉东北史乃至整体中国史中的重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这里是人类文明发轫、中华文化肇启之地,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汇、农耕与游牧的交替转换、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人类与环境互动变迁等重大问题都在朝阳的历史文化演进中有充分的体现。朝阳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具有极强的区域个案和解释意义,有助于丰富、加深对中国大历史的认识。

(一)连接北方、东北与中原的区位枢纽

从历史上看,朝阳在中国疆域形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区域战略地位。朝阳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枢纽之地。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朝阳地区在古代文化和区域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中说:

 

朝阳在辽宁省范围内是一个地区,在燕山南北这一大块块中只是一角。在这个大范围内,它有特殊的重要性,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本身自成系统。红山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但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或者说,在喀左东山嘴看到的红山文化,它的来龙去脉,不一定就是一般意义的红山,而更可能属于曾在东山嘴附近地区活动的那一个群体所特有的。

二,它是联结北边昭盟和燕山南侧的重要环节。从地理位置看,朝阳地区恰恰是燕山南北地区的重要联结点。这个环节很重要。起初我们想在张家口地区探索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张家口地区是通向河套、内蒙西部和山西的三岔路口。朝阳这个路口则是通向青龙、迁安,跟京津地区联上了。

三,它又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广大地区和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它同辽东当然有密切的联系。我国东北西部,包括哲盟、呼盟,还有辽、吉、黑三省的一大块地方,谈到它们的古代文化就不能不从朝阳地区说起。它的位置重要性就在这里。就是说,它同昭盟、承德、京津、张家口,是一种关系,还有另一种关系,就是同辽东以至东北三省的西部。

 

 

绪论 3  朝阳市地形图

商周时期,辽西古廊道基本形成,它是民族-文化-经贸廊道。喀左北洞村铜器群的发现说明,朝阳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早已是商文化所及的地区,对北方燕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燕、秦、汉时期,燕北五郡中辽西、右北平郡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汉魏时代辽西、右北平郡境内交通地理的开拓,总是与中原北出边塞的军事行动以及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战国时期,随着燕国击败东胡,在燕北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郡县制管理。右北平、辽西郡的交通迅速发展。秦汉时期,在长城沿线屯戍,设置边城,郡县和都尉治所不仅是军事、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如平刚、白狼、柳城等。从华北北部越燕山进入大凌河谷,可从平刚进入老哈河谷,北上进入匈奴左贤王地,也可从平刚、白狼沿大凌河谷地至柳城,又从柳城向东越过医巫闾山进入辽东襄平,由襄平北上通往东北腹地,远至扶余、肃慎。或向东转而向南经玄菟、丸都城而至朝鲜半岛。朝阳、凌源和喀左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控扼大凌河谷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交通要道,成为国家边疆控制的前沿地带。“自战国在东北设郡县后,辽西、辽东为中国郡县地区,中原人从燕、赵、齐地迁逃于郡县外的真番、朝鲜者骤增。如果说辽西是中原人从陆地来的第一站,而辽东郡是从山东海路及陆路迁来的第二站,而真番、乐浪是从辽东继续东迁的第三站,也就是中原人迁来东北的第三个故乡。” 辽西尤其是朝阳的区位优势使它在东北与中原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血缘的、政治的联系,这对东北与中原的密切联系起到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阳已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地位更加突出。魏晋时期,乌桓、鲜卑进入辽西朝阳。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皝在龙城(今辽宁朝阳)称帝,建立“前燕”政权。此后朝阳先后为“后燕”、“北燕”的都城或陪都,北魏统一北方后,龙城成为营州治所,但其作为南北交通的汇冲要地并未改变。龙城东通辽东和朝鲜半岛,南连卢龙道、平刚道进入中原,向北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甚至远至黑龙江流域,通达北疆。“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都以龙城为中转站,向中原政权供奉方物,和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形成了一个以龙城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隋唐时期,营州(治所朝阳)在东北亚处于核心地位。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以营州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主要有“营州入安东道”;营州至渤海国的营州道;营州至中原的傍海道北段、辽西道和平刚道;营州至北方草原的“草原道”等“其实唐代东北的营州也同西北的敦煌一样,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汇聚,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辽金时期,朝阳地区成为契丹、女真进入中原的前沿,这里民族杂居、文化交融。由于傍海走廊的开拓,辽西古廊道作用有所下降。元朝由于民族分布和军事、政治的需要,驿安(今阜新西北红帽子乡)成为东北地区新的交通中心,但通往东北的大凌河故道仍发挥作用。明清时期,随着辽西走廊傍海道的完善,傍海道成为联系东北与中原的重要廊道。明朝为防御蒙古、女真而修建边墙,把辽东都司所辖之地和兀良哈三卫、女真各卫分开。当时朝阳为蒙古各部驻牧地,处于边墙以西。边墙的修建,使东北通往中原的路线改走金代开辟的锦州至山海关的傍海廊道。清代修柳条边,朝阳仍处于柳条边以西,朝阳境内的古廊道交通地位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和清朝皇帝经常回东北祭祖,因而修建御路,凌源、建平、朝阳为御路所必经。

辽西古廊道自形成以来,经久不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地区作为东北与中原的结合部,其区域战略地位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再一次凸显。如今国家规划的高速铁路经由朝阳,走的正是辽西古廊道。历史再一次眷顾朝阳,朝阳应抓住这个机遇,实现新的崛起,再铸辉煌。

(二)辽西(朝阳)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古文化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占有突出地位,对于解释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苏秉琦先生说:燕山南北地区,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使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国如何形成和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意义重大“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历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1000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刘晋祥也曾高度评价红山文化为中华远古“文化的脊梁”。辽西的古文化尤以红山文化最为著名,而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喀左东山嘴遗址最具代表性,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红山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与同时期其它地域古文化相比,红山文化以其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完整组合、相当成熟发达的玉文化等显示出“超前性”。“在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本区域,也不限于当时,而是牵动全局的。”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的中华大地上“先走一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的直系源头之一

1.社会组织形态方面  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

2.崇龙与尚玉  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绪论 4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箍

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3.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  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 

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三)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的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对于理解民族文化体系基础结构的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具有启发意义

辽西地区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中国古时所称之胡、夷、貊等,实即中国民族在远古部落的时代,因强凌弱,多逐寡,致分裂、绝离,所形成的似相异的民族,实际是从一个脉络生出来的。这个脉络与辽西密不可分。朝阳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朝阳地区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

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朝阳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 “孤竹”、“肃慎”、“俞人”和“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

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朝阳,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和契丹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

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文化的融合构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即以中原汉族文化为基础,吸收融合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中国疆域广阔,文化传统悠久且富有生命力,这种广阔的疆域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得之于不同地域的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持续不断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在不断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华文化亦不断增加新的活力,万古常新。

(四)“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与文化交流传播

王子今先生曾这样评价交通对于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 

所谓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含义,指该区域在地理上是一个走廊式的地理通道;其二是文化含义,反映该区域是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古廊道的形成对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是重要的地理、民族和文化廊道,在漫长历史时期内一直发挥着沟通中原与东北两大地域的作用。“这条贯通燕山南北,连接辽西、右北平和渔阳诸郡的陆路干线,中经战国燕、秦至汉、魏以来数千年,经久不衰。” 朝阳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与辽西古廊道密不可分。“辽西地区也长期以来担当了中原文化向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传播的使者。”沿着古廊道,朝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部族与周边地区不断进行迁徙和文化交流。 

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核心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廊道主要有三条,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这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和柳城。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

朝阳境内的数条廊道将中原和东北民族紧密联系起来,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就是沿着这几条廊道不断迁徙往来,不断地谱写着民族交流、融合的乐章。辽西古廊道是民族-文化-经贸廊道,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乃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等都可以从辽西古廊道体现出来。辽西古廊道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朝鲜半岛,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是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是沿辽西古廊道传播的。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佛教亦于此时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

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五)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

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作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进入到战国时期,游牧、渔猎与农耕文化开始远距离、大规模地交流起来,朝阳地区就成为这种民族迁徙、交流的重要场域之一。战国以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于不同时期因气候、民族迁移、政治和军事等因素在空间上虽呈现或南或北的摆动推移,但基本变化不大,朝阳地区基本上处于农牧交错带。朝阳地区成为华夏与非华夏的边缘地带,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燕、秦、汉长城在朝阳地区北部穿过,这是极具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长城内外的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的民族(群)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冲突,又需要互补而互为依存。……长城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长城地带也是一个活跃的民族熔炉。在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地带经常起到缓冲的作用。”历史上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分布着原契丹等诸游牧部族,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以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

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辩证过程农牧交错带孕育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使朝阳地区成为一个最为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演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我们能从这一地区农耕与游牧的不断转换和民族融合、文化交汇认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辩证法。

(六)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的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

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历史上不同民族在朝阳聚居,不同文化相互撞击,在初期必然是民族冲突与不适,民族矛盾尖锐。傅玄所谓“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这是在民族融合初期汉民族的心理反映。由拒绝、排斥到接纳、融合需要一个过程,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而言,由于文化的碰撞,朝阳地域文化呈现出浓重的少数民族色彩,有时亦有汉民族胡化的趋势,局部甚至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呈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

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开放与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容的特质四、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 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造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七)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商朝时,辽西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孤竹国盛产竹子,“孤竹,竹特生者。孙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阴竹,生于山北者。汉魏时期,“白狼山,一曰鹿首山。魏武于此山逢狮子,使格之,狮子啸吼奋越,左右咸震惊。王忽见一物从林出,如狸……”,可见白狼山一带各种动物种类繁多。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畜宜牛、马、羊、豕”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元、明时期,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据《元一统志》记载,辽天授皇帝尝猎和龙山,获一香麝。清代中期以前,朝阳一带尚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各种动物出没其间。玄羊山“高峰插云,深谷无际。访之故老,咸称此山素多黑羊,因物命名,遂称为玄羊山。树木丛茂,虎豹成群。” “塔子沟东北三十里,至大鹿沟大营子。昔年沟内常有大鹿群行,因以名焉。” ;凤凰山有白鹿“康熙初年,蒙古四楞台吉,山下打围,追鹿上山” 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永平府志》记载:“辽中京宜州(今义县东北25里,滨大凌河)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垒。”江南水军当指契丹驻大凌河舟师而言,可知大凌河水量很大。明末清初大凌河仍可泛舟,水深可没马腹。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

清朝初年,朝阳地区汉族较少,迁居朝阳的蒙古族过着游牧生活。当时朝阳地区草木茂盛,虎狼出没,蒙古族多于向阳的山坡居住、放牧,河流两岸的淤泥之地基本属于荒地。康熙末年,山东、河北等内地连续大旱,已有关内流民闯关来到朝阳。到雍正时期,朝阳已涌入大量从内地迁徙来的农民,为解决其生计,清政府在卓索图盟实行“借地养民”,每年准许一定数额的内地“民人”从喜峰口出关进入卓索图盟,户都颁发执照“印票”,内地移民大量开垦土地。随着土地的开发,一些蒙古族牧民迁移到河流两岸放牧,一些牧民受汉文化影响,也转而从事农耕“野店山村接远冈,夏田秋种总登穰,昔原蒙古牧游地,今作齐民耕凿场。郡矣县之新创建,庶乎富也更应商。”乾隆说辽西一带“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环境变迁。在朝阳发现的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宝氏家谱文档中,保存许多有关争夺地亩的文件。这些文件记载证明,乾隆以后清政府推行“借地养民”政策。随着人口剧增,导致过度开发,生态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朝阳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发生改变,逐渐由湿润型向干旱型转变,草木植被、动物日渐稀少,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 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 。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 。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康熙皇帝去盛京祭祖,出山海关,围杀二虎。当日住王宝河(绥中高台堡),第二天射杀二虎,住中后所。次日,行猎射死二虎,住宁远所。第五日住大凌河(凌海大凌河镇),第六日围猎射杀二虎,住广宁闾阳驿(北镇闾阳镇)。6天行程400里,射杀8只老虎。这些地方与朝阳仅以柳条边相隔,亦可说明朝阳地区老虎的大量存在。“热河地区‘东北虎’生存的空间更大,其种群的分布也应更广泛一些。” 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

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鉴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