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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朝阳经济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9-05-30    阅读:164

 

晋商与朝阳经济的发展

倪华杰

    民国十九年(1930)《朝阳县志》记载:自秦建置至元末,田赋税课,盐醐货值,五金百货,胥见地方殷富之家,尤征民庶生聚之繁,带砺山河,屏蔽辽碣,实口外一大名区。尤其三燕时期,慕容氏武力征伐东北地区,劫掠大量人口至龙城,时逢中原战乱,大批流民至此避乱,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带到朝阳,官府又鼓励栽桑养蚕,垦殖农耕,致使朝阳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北魏灭北燕,迁龙城境内不愿跟随冯弘到高句丽的一万余民户至幽州,一把火烧毁了曾经是那样繁荣昌盛、经济发达的三燕都城,龙城变成一片废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龙城”沦为北方突厥族的牧场。隋朝统一中国后,隋将阴寿消灭境内北齐割据者高保宁,即在此地设营州都督府。自隋至唐末, 朝阳作为战略要地,战事不断。唐朝的北伐突厥,东征高句丽,数击契丹、奚族等,不论屯粮、屯草、聚集重兵,这里是首选的边塞要地、军事重镇。出征、退归都要经由此地。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奚族侵入,营州陷落。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破契丹、灭奚族,设平卢节度使,以军事长官兼领地方行政,朝阳人安禄山由此发迹。之后,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的安史之乱,前后达7年之久。此期间,朝阳境内战乱连年,民不堪命。有幸存活下来的,也是背井离乡流落四方。境内土地荒芜,几乎千里无人烟。《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户九百五十七,人口三千七百八十九。进贡给朝廷的土特产有:人参、麝香、豹尾、兽皮等,物资十分贫乏。可是,这里却是中原与塞外之间最大的贸易市场,商品集散地。契丹、奚、靺鞫等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均在这里交换获得。安禄山、史思明曾做过互市郎。

    明初,撤朝阳的营州卫,垂三百来年乃至清初,为兀良哈游牧地,斯时朝阳山林茂密,草木昌茂,禽兽繁殖;平原一望,芦苇丛生,虎狼伏聚,城区荆榛满地、败垣残壁,雉兔群兴,惟三座塔屹立,人迹灭绝,千里无烟,一片旷野荒凉。蒙古族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率众归后金,后金皇太极划朝阳为土默特右旗,为其驻牧地。由此荒废三百来年的塞外名城,始有人烟。蒙古族来居,初辟草莱,以畜牧业为主,附带农业,艰苦创业,使这片天苍苍野茫茫、沉睡三百春秋的土地苏醒,又岀现了生机。继而,关内流民千里迢迢来到蒙境,租垦蒙荒,租种蒙地,勤力耕作,树艺五谷,使农业逐渐发展。至雍乾年间,汉民亲戚相引,邻里相牵,络绎不绝,接踵而至,他们租垦蒙荒,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历经艰辛,以自己先进的农业技术与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在新开垦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朝阳四季分明,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既无田赋劳役,又无官僚吏胥苛剥,加之朝廷鞭长莫及,农民成为“羲皇上人”,过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们克勤克俭,努力生产,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陈陈相因,盈积于仓外。在农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上,晋商初至,由做豆腐、酿酒,进而开设杂货铺、当铺、钱庄,大发其财。直、鲁商人见财起意,相继来境从事商业活动。一时间,朝阳县城及较大集镇,如木头城子,各类商号、店铺栉比鳞次,经销商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且行商、坐商、商贩等服务全面,不论收购还是出售、买入还是卖出,凡能获利的,无不至之地,无不营之业,无不经之物。手工业和半工半农的匠人,在商业繁荣的推动下,也相继由家庭制作,服务家庭的自产自足的个人行为,转而走向市场,开办作坊服务于社会。继而集结同行业匠人艺人手工业者,开办工场,增加生产项目,扩大生产规模,以各种前所未有的产品,满足发展中社会的需要。朝阳的经商条件优越原因主要有:(一)直隶、鲁等地方流民来本境者,皆从事农耕,不谙工商业。(二)此地自清初自乾隆三十八年无行政建制,乾隆四十三年虽有了建制,但因制度初创不健全,经商人既无关卡的明征,又无酷吏暗取,也无豪绅地痞豪夺,更无苛捐杂税。乾隆初年,虽然设有塔子沟厅三座塔税务巡检一员,但人单力薄根本管不了什么事情。(三)来自关内的流民日益增多,原来是春来冬去,康熙末年,有一部分人开始在朝阳建房定居,到乾隆初年时已有10万人定居下来。随之生产、生活需求也日益增多,各类商品求大于供。有这样优越的经商条件,对于那些熟知商道的商人来说,牟取暴利并非难事。而且不仅是晋、直隶等外地商人到朝阳来经商,也有不少本地地主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便把资金投入到商业,成为半农半商、亦农亦商的富豪。一些失去土地家道破败的农民,因无土地可种,也迫不得已弃农经商,靠肩挑背驮、摆摊设点,做一些倒买倒卖的小本生意。所以朝阳由当初只有县城、木头城子、大平房、羊山、六家子、二十家子几个集镇,发展到乾隆年的商贾如云,商品繁多,街巷充塞,冬无寒土的繁荣商城。县城内是货栈店铺鳞次栉比。各个乡邑集镇,则是摊点货柜,星罗棋布,担担叫卖,往来穿梭。朝阳真正成为了内外行商、坐商的聚集地,成为各类商品的集散地。自清乾隆年到道光年,100余年间经济得以发展,百业兴旺,朝阳境内的经济又恢复了明以前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使朝阳又一次成为塞外政治、经济、文化名城。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右商、山贾。宋始形成,盛于明清,与徽商并称,是我国古代两大商业集团之一。明代全国著名商业城市30座,其中山西有3座,即太原、平遥、蒲州。太原、汾明、平遥之商业机构分支遍及全国,清雍正皇帝排列天下政序,谓山西“一经商、二务农、三行伍、四读书。”清代山西商业达到鼎盛时期,尤其对外贸易的两大商帮:对日贸易的船帮,对俄贸易的驼帮。其规模之大,经销区域之广,历史之久,使举世瞩目。晋商所业“或中盐、或贸丝,或转版、或酿造、或窖果。”晋商富于徽商,非数十万,不算富有。谢肇《五杂俎》载:“富宝之称雄者,江南则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山右商“其富甚于新安(徽州)”。

    晋商从事商业活动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无远不届”。“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其二,商业经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其三诚信为本。“常一人出本,且共商之,虽无誓而不私藏。”

    朝阳有商业,自晋人始”(民国19年《朝阳县志》)。明末清初,山西太谷县人曹三喜,踏入朝境。曹三喜所在之曹家世代经商,时逢中原战乱,商路阻塞。为开辟新的财源,只身“闯关东”,辗转来到三座塔。初打工卖力,后开豆腐坊,积攒下一笔资金,凭借灵活的商人头脑,又考虑新的投资项目。经过考察,见当地所属皆蒙古族人,其所知“蒙古族人无贵贱皆嗜酒”;见当地直、鲁之人垦蒙荒者,“皆事农耕,不谙经营”,所产高粱、荞麦多且价廉,又是酿酒好原料;又当地无行政建置,从事商业既无关卡如林,又无苛捐杂税,实乃天赐,开烧锅制酒,可坐地渔利。于是踏察朝境,选择水质,择佳而用。经过筛选,便确定在营州旧址内东塔之南,南塔之东,大凌河右岸,原元代大通法寺遗址,开建烧锅酿酒,烧锅建成,取《周易》“正月为泰卦,三阳生於下,冬去阳来、阴消阳长”,“三阳交(),日新惟良”之意,命名为“三泰号”烧锅 (亦有太谷之“太”谐音意)

    烧锅营业之初,规模小,产量低,日产酒百斤左右,仅供“三座塔”(时称朝阳为三座塔)附近居住的蒙古族人的需求,仍犹有不足,时居住在吐默特右旗的蒙古族有3万多人,并散居各地以游牧为生,所需求更大,不能满足。于是,除不断地扩大“三泰号”的生产规模外,又亲戚相引,邻里相牵,“三泰号”曹家出资,凡有蒙古族居住的驻牧地,合伙经营开办烧锅,从康熙初年到康熙末年,先后于木头城子开办“源盛永”,大平房“隆泰永”,庄户营子“三合公”等,并发展到阜新、敖汉、奈曼、赤峰等30多处。并出售酒曲给一些小烧锅作坊,这些作坊所产烧酒,一半被三泰号收购,一半在当地销售,销售时挂“三泰号”的牌子,效益很好,这类烧锅作坊也被叫做”半拉烧锅”。由于曹家于塞外开办烧锅,获得暴利,太谷、祁县、平遥、运城等地曾玉范、孟士威、刘宗爰等30多家巨商大贾,也相继来朝,除开办烧锅外,还经营日杂、百货、布帛、皮毛、 粮食、食品加工等,到道光初年,城市酿酒除三泰号外,还有7家较大的如信诚店、公羲店、成义、三盛永等,同时发展到辽西、辽北各地等100多处,遍布城乡。到光绪初年城内烧锅,资本达到11.5万元(银元),年产酒30万公斤,年消耗粮食235万公斤。每处大烧锅平均利润达到2万元(银元)左右。民国初年在朝阳县征收税务总额中,其中烧锅征税2万多元,占税收总收入六分之一。

    民国19年《朝阳县志》载:“自是烧锅之后,台吉(蒙古贵族)之平地,始转兑于汉族之举。”清初,流入朝境关内汉族,多孑然一身,受雇于蒙古贵族作杂役或从事工艺劳动。晋人烧锅开张后,需求大量的粮食,于是便离开台吉之家,租蒙地、垦蒙荒,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因草莱初辟,土地肥沃,且当地又无行政建置,既无租赋,又无徭役,除少许租地费用外,便是“养儿不当差,种地不纳粮”的“世外桃源”,从事粮食生产,一本可获万利。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关内直鲁居民10万人,不顾清廷禁令,冒死而来朝谋生,从事农耕。雍正年间,清廷放禁,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原流入饥民相互引荐,投亲靠友,大批大量直鲁居民迁入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除满足烧锅需求外,大有剩余。由此晋商以烧锅为基地,大量收购粮食,从事贸易。

首以城内“三泰号”及其在乡镇烧锅始,经营粮食,至乾隆年间,县城内四大粮栈相继开张,既三泰号信诚店,三合公、公义店,并下设分支机构100多处。到光绪年间,粮食贸易总额达733万元(银元),在经营粮食同时,兼营杂货、当铺、钱庄。每年四大粮栈各经销粮食最少都可达3000石以上,其中信诚店年经销粮5000石以上,贸易额达260万元(银元)。到民国初年诚内经销粮食达27,其中以三泰号曹家为最。小粮商“皆仰曹家接济,以自周转。”时晋商所收购粮食,一经晋商驼帮,运往蒙古、俄罗斯;二经晋商船帮从锦州、营口运往日本,时称“拉不尽的三座塔,填不满的锦州城。”按民国18(1929)《政务院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函调民食材料》记载:时朝境,输出高粱10万石;1930年记,从营口输出高粱及大豆各10万石,吉豆(黑豆)2000石。《朝阳县粮食志》载,时秋冬之后,运送粮食车辆200多台,驴驮子1000多盘,运货物往蒙古、俄罗斯的骆驼五、六百只。民国22(1937)《辽西事情调查》记载,朝境各粮商年总经销粮食量180560吨。其中买进大豆953,卖出939,买进主粮(高粱、谷子)4659,卖出4223,杂粮买进2652,卖出2630吨。由此朝阳成为塞外最大的商品粮集散地。

    自雍正年间到乾隆年间,直、鲁流民大量迁入,入境流民多因饥寒来此,一无资产,二无资金,多是“一担挑”。来此定居,首要是租地而耕,从事农业生产,但因贫穷,无力支付生产费用,只好向富家、商贾借贷。乾隆元年(1746),三泰号烧锅老板以多年的称号,雄厚的资金,首先建立三隆号钱庄、三泰号当铺,同时在木头城子、大平房、庄户营子(今北票)等自家烧锅,又分设钱庄、典当业。到乾隆五十一年(1796),信诚店、成兴店、三合公等商号,也分别设立钱庄、典当行。到民国4(1915)钱庄、典当业已发展到11,到民国14(1925)达到16家。钱庄总资本11.3万元(银元)。当铺总资本15.45万元(银元),其中最雄厚三泰当资本1.7万元,在木头城子源盛当资本1.3万元,是农村当铺之首。钱庄借贷利息为钱三粮五(百元、百斤)。这些钱庄与当铺,在官府未统一发行货币之前发行“货币”称为“钱贴”,俗称“贴子”。当时朝阳境内的“钱贴”,主要有木头城子源盛永发行的“西贴”,城内三隆号、信诚店发行的“塔贴”。民国2(1913),“贴子”发行总量为1330万吊(折银223万元)。民国6(1917)发行3020万吊(折银506万元),其中三隆号、三泰号发放总额为650万吊(折银108万元),为最多。在钱庄、典当业中,山西资本(晋商),民国2(1913)统计占总额80%,民国6(1917)统计占总额的75%

    绰尔济喇嘛奉敕建佑顺寺后,使荒废三百余年的朝阳县城“渐有人烟”,始有生机。那么自康熙初年,晋商入境,首建“三泰号”烧锅,则使晋商涌入“贸易而居”,使“直、鲁商人相集而起”,“渐集而辐凑焉!”到雍正年间,县城商业达30余家,到乾隆初年达48,其中晋商30余家,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336,其中晋商占“十之八、九”。晋商中曹号财东,以朝阳为基地,迅速开拓市场,到民国初已“分号林立,握河北,塞外各阜商业大权。”“曹号所闻商业为巨商大贾,其余小本生意或联系号类,皆仰曹号不时接济,以自周转。”曹号“久为各阜著名商店,一般小商,夙所信仰。”(朝阳县征收局长宿文奎,商会会长民国时向省政府报告)

    晋商入境,使商业迅速发展,空前繁荣。县城内店铺林立,商业门类齐全、五花八门,百货皆备,不仅零售,而且开货(批发),乡镇分别出现了木头城子、大平房、六家子、羊山、二十家子等东、西、南、北手工业、商业中心。

   商业的繁荣,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原来由直、鲁来朝的手工业者,已变成作坊,原来的作坊,已变为工厂。由于粮食的经销,车辆制造业兴旺发达。原由康、雍年间单独制车辆的零星木匠铺,十多家手工业小作坊,到道光年间,已逐步组织起福兴隆、闫聚德、永兴隆等十多家制造工厂,到光绪年间,年生产车辆达五、六千台。由于钱庄、典当业的发展,收购碎金银及零星首饰,使制造金银首饰的作坊也迅速发展起来。道光年间,县城内制造金银首饰与铜器手工业者,达百人之多,到同治年间有作坊十多处。其产品设计美观,样式新颖,制作精巧,闻名于各地。有的精品专供宫廷,以为“御用”。同时,制鞋帽、成衣、皮货、食品加工、饮食服务等也异军突起,县城就有50多家。其中三泰馃局,加工各样点心,年产量3.6万公斤,烧锅27,年产酒463吨。

朝阳的商号,首先以晋商曹家“三泰号”打头,继而以“三”字为象征的曹家商号不断扩大发展,最后以朝阳为根据地,商贸触角不但到达外地,还通达国外多处。木头城子纪家,是本地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步曹氏后尘,以“信”和“永”字为号,快速将商业经营网络铺展到国内外各地。辐射北面的公主岭、长春、四平、沈阳、梨树,南面的北京、天津、山海关、开封、洛阳、上海,西面的大同、太原、张家口、包头及至赤峰、蒙古草原各处等等,皆有三大集团的商号。整个东北地区,以朝阳为中心,辐射点遍及各市县,甚至各大乡镇。只要是商贸活动,无不参与;不论供或需,无处不在。除南方、边远的大西北和云贵高原等处,朝阳商业网络,把中国多半地方都尽揽怀中。那一时期,朝阳大小工商业户有400多家,从业人员有1万余人。

   关帝庙,这个地标式建筑的落成,也极大地推动了朝阳经济的发展。在曹三喜的影响和带动下。山西许多商贾小贩及各类手工工匠相继来到塞外求生发展。致乾隆初年,朝阳县境内,山西商人占全县商人总数的十分之八九,凌源有十分之三四,赤峰、建昌、平泉、八沟、敖汉、奈曼等地的工商业,几乎全是山西人经营。山西商人中曹玉蕃、刘宗爰等30余人以乡土之情,亲切同乡。为了能够不间断相互间的联络,达到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目的,建立了山西和会,设置会馆于朝阳县城内。会馆组织和会会员捐资在城内修建关帝庙。以“关帝圣君”来连络晋商之乡情,凝聚来朝阳山西商人之心,定期到关帝庙祈求“关帝圣君”,保佑他们平平安安,财运享通。曹玉蕃、刘宗爰等于乾隆八年( 1743 ),会同和会全体成员捐资,乾隆九年开始动工修建关帝庙。关帝庙的建成,使来朝阳的山西商人因散而聚,因疏而亲,团结一致,在这里共同发展。加之清初所建烟火鼎盛的佑顺寺,吸引许多直、鲁等地商人纷纷而来,“居庐而处”,为发展繁荣朝阳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佑顺寺、关帝庙建筑期间,分别从关内和盛京聘来大批能工巧匠。这些人聪明智慧,技艺谙熟,精通建筑工艺。在施工期间,他们除亲自操作外,并招收关内流民及当地脑筋比较灵光的人为徒,口传心授,为朝阳培养了一大批木、铁、石、砖、瓦、陶、雕塑、漆、画等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这批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半工半农,或弃农从工,或自己开起手工业作坊,很多人不仅可以保证全家人得以温饱,有的还成为了殷实之家。那些从外地聘来的工匠,因朝阳气候环境好,没有官府衙门酷吏的层层盘剥,又无匪患,又是新兴城市,百业待举,凭自己独门技艺,大可挣得一份好家业。

   于是,他们围绕佑顺寺和关帝庙或者近郊,择地建宅。也有建店铺、开作坊、办工厂的。乾隆年间,城里手工业作坊有数十处。铁匠炉、木匠铺、首饰店、酱油醋等遍布大街小巷。城边建有多处砖瓦窑、瓦盆窑、石灰窑,并且均成规模。至今还保留以园址命名的砖窑村、瓦盆窑沟、石匠沟、画匠沟、石灰窑子、磨石胡同等地名或村名。

    两寺的落成除正常的祭祀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庙会。佑顺寺庙会是农历六月十五日,关帝庙庙会每年两次。农历四月初八是老爷庙会,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王庙会。每逢庙会都要唱大戏6天,人们从早到晚,成群结伙,逛庙烧香不绝。庙会之前,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唐山、盛京、锦州、承德、敖汉、奈曼、赤峰等外埠行商、坐商或卖艺人员,就会纷纷从各地赶到朝阳寺庙附近,抢占地盘儿,搭建帐篷,摆摊设点做生意。还有许多肩挑货担在人群中穿梭叫卖的。期间,不论商品种类还是数量,不知要比平时多多少倍。除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百货之外,另外卖艺的、说书的、写字作画的行行都有,所以人们把庙会又叫做“庙市”。两寺举行的庙会为朝阳引来巨大商机,每年的农历四月至六月三个月,几乎天天都热闹非凡,庙前广场及附近街巷都塞满了人,叫卖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庙会为促进朝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香火日盛,两寺所得善款也越来越多,几乎是日进斗金,于是两寺的主持除抚恤孤寡、因灾荒食不果腹等受苦人之外,又大量置办产业。佑顺寺买地近千亩,出租得利;关帝庙有封山一座,耕地二百多亩,嘉庆年间庙内主持在东大街盖青砖瓦房一百多间,利用临街房舍开设各类手工作坊及商铺、皮铺、药铺等等,皆冠以万字号儿,其中较大店铺有万隆水(皮毛货店)、万隆当(当铺)、万顺店(鞋帽店)、万龙泉(百货店)、万隆皮居(皮铺)、万隆栈(杂货店)、万春堂(药铺)、万春饭店等等,因而,关帝庙亦称“万法堂”,从事买卖经营运输的股东多,占地多,雇佣的伙计也很多。当时最小的一家店铺前面也有三间店房,后面有二十几间房舍。最大的店铺是万龙泉,分东西两个店铺,一个经营百货,一个经营粮食,雇佣四十多人。这些店铺既零售又批发, 形成寺院经济。在促进朝阳商业、手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朝阳的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包头人称“先有復盛公(山西祁县巨商乔家),后有包头城。”朝阳县内人称“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 、“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 。康熙初年以晋商曹三喜、曾玉范、孟士威、刘宗爰等这支商业劲旅入境,经商三百年来,对朝阳的开辟、发展、繁荣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今日城区的规模、商业的发展、部分工业产品,无不以此为基础。

主要参考书目:

    《钦定热河省志》《塔子沟纪略》《承德府志》《朝阳县志》(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2004年)《朝阳县人物志》《朝阳经济三百年》《北票县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志》

                            

(作者:朝阳县原史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