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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泉村辽代石棺看辽代朝阳地区佛教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9-04-19    阅读:156

 

从水泉村辽代石棺看辽代

朝阳地区佛教的发展

赵海杰   陈金梅

 

    1993年,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水泉村后山村民组村民搞山建时发现一座古墓,随即上报,龙城区文物管理所派员前往调查清理。经调查为石棺火葬墓,棺内存有骨灰并一陶罐,罐已残碎。因棺盖有铭,遂将棺盖带回,现为龙城区博物馆收藏。

    该棺盖为青砂岩制,顶部呈盝顶式、素面,四坡面及四侧面刻细密数道竖线呈瓦栊状,长方形,长57.5厘米、宽40.5厘米、厚6厘米。棺盖内墨书楷体墓主人大致生平。竖行共四行,每行字数不等约14-18个。一、二、三行字迹可辨者稍多,四行几乎辨不出。现将棺铭抄录如下,不辨者加“□”,每行间以“』”相隔。□□景福二年受具,至大辽八业。大康元年』岁次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寿终於山  ,奉』圣州永宁寺□□曾居鸡鸣山岁□』□□□酉□孟秋就终葬□庆院。

                                、棺铭释读

     根据棺铭,“□□景福二年受具”, □□应是墓主人的名讳,墓主人生年不详,“寿终”《释名·释丧制》解释为“老死早寿终”,年纪很大才死,在古代才被称为寿终。墓志人卒于大康元年即公元1075年三月去世,“孟秋”指秋天的第一个月即农历七月安葬。葬地为辽代的□庆院。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龙城区文物管理所普查工作人员在水泉村西北800米处有小山丘,当地村民称“白塔梁”,地表散布有大量砖块、瓦片、石块及建筑构件等,砖有素面和沟纹两种,建筑构件包括滴水、磨制椽头等,经分析此处当是一辽代寺院遗址,遗址是否与铭文记载的“□庆院”有关,待今后做进一步考证。

    棺铭载,墓主人“景福二年受具”,景福二年,指的是辽兴宗景福二年,即公元1032年,当指墓主人受具的时间,而不是出家的时间。

    所谓“受具”乃佛教术语,是“受持具足戒”的省语,梵语意译“有亲近涅盘”之义,又作近圆戒、近具戒、大戒,略称具戒。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具足戒。具足戒是佛教中最正式的戒律,指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为比丘(佛教出家的男众)、比丘尼(佛教出家的女众)受持的戒律,乃解脱戒中之至极也。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条。受具的年龄最初并没有限制,后来限制到二十岁。从向南先生的《辽代石刻文编》及《续编》中关于辽代僧人“受具”的记载可以看到,辽代僧人“受具”的称呼并不统一,多数称“受具”,也有少数称受具戒、纳戒、受具足戒、圆大比丘戒、进具、具大乘戒、受了具戒、具戒,还有的直接简称“具”。至于受具的年龄,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记述“年满二十受比丘之具足戒也。二十岁下不许。”就是说当一个沙弥或沙弥尼到20岁以后,才可以接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才能正式取得比丘、比丘尼之资格。限制年龄的原因是年满二十者“能耐寒热风雨饥渴持戒一念”。但从石刻资料可以看到,大多数受具者“依年受具”应该是达到规定年龄,但也有少数僧人不足二十受具,天开寺法遍、宝胜寺僧玄照受具时都只有十五岁,悟空大德受具时已五十六岁的高龄。受具的僧人大多数是大乘佛教的,但也有少数为小乘佛教僧人,这也表明在信奉小乘佛教的人较大乘佛教要少得多。

    从向南先生的《辽代石刻文编》及《续编》中关于辽代僧人“受具”的记载可以看出,有的僧人“遇恩受具”,有的“依年受具”,有的“试经具戒”,这表明在辽代僧人“受具”有的是属于受到皇帝的恩敕,有的是到了规定年龄,还有的是经过考试受具的。

    棺铭记载墓主人“至大辽”。按照史书的记载,“大辽”当是国号。众所周知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大契丹”,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记载“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也记载国号为大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建国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癸酉条云:“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如此,国号被称大辽的时间应是947983年、10661125年以后两个时间段。按棺铭前所记“景福二年受具至大辽”,从语顺上来看,景福二年为1032年,受具在至“大辽”之前完成的,墓主人死于大康元年1075年,那么其“至大辽”的时间就应在道宗咸雍二年至大康元年即1066年至1075年之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墓主人做为一位游方僧人,原不是辽朝人,而是北宋或是西夏人。

    关于“八业”:“业”在佛教中指有情之行为。梵语karman,音译羯磨,为“造作”、“行为”之义。认为宇宙世间,世人所拥有的一切人生,实由个人业力所招感,亦由众生共同的业力而形成,而不是由先觉主——神力所创造的。

    按照业的性质,可分为定业和不定业。决定会让人们去受来生或今生的异熟果的,这叫定业。没一个主动的力量来得果报,必须要由其他业激发,是一个被动的业,就叫不定业。简单的说,定业和不定业就是指主动和被动的业。由于受报之时限不同,定业又分为现法受业、顺次生受业、顺后次受业三种。通俗的说就是决定受果报的业按时间来看分为三种:现法受业即今生果报,即现报;顺次生受业就是来世果报,即生报;顺后次受业指三生及以后成熟,即后报。每三种定业又各分“时分异熟定”与“时分异熟不定”两种共六种;不定业分时分不定异熟定、时分不定异熟不定二种,总计为“八业”。

“八业”说,其实质是三世实有说,认为一切恒存于过去、未来、现在三生,主张“法体恒存,三世实有”,主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论,这种三世实有说是佛教俱舍宗的教义。

    俱舍宗是依据《俱舍论》而成立的宗派,属于小乘佛教。约在四、五世纪,北印度的世亲菩萨造《阿毗达摩俱舍论》。传到中国后,被分为新、旧两个时期。陈天嘉四年(563)著名译经僧真谛在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俱舍论偈》,共译出二十余卷,世称《旧俱舍》。其后慧恺、慧净等也相继制疏弘扬。唐永徽五年(654)再重译出《阿毗达摩俱舍论》三十卷,世称《新俱舍》。玄奘大师自印度返国,重译《俱舍论》三十卷,并整理一切有部各论书,为《新俱舍论》。此时,俱舍论的讲学研习风气达到鼎盛。至唐会昌法难后此宗渐不传。

    志中还提到“奉圣州永宁寺□□曾居鸡鸣山”。关于奉圣州,《辽史·地理志》在西京道西京大同府一条中记载:“奉圣州,武定军,上,节度。……石晋高祖割献,太宗改升。……统州三、县四。可汗州,清平军,下,刺史。北齐置北燕州,改怀戎县。隋废郡,属涿郡。……又有温泉、版泉、磨笄山、鸡鸣山、乔山、历山。”知鸡鸣山在奉圣州所辖可汗州境内。“怀来县。本怀戎县,太祖改。”隋代怀戎县“治今河北涿鹿县西南保岱村”。今河北张家口涿鹿东北当是燕然山的西南端,可见鸡鸣山就是燕然山的一部分。现鸡鸣山山顶存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石碑一通,碑文中记 “唐太宗驻跸其下,闻雉啼而命曰鸡鸣”,即说此山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命名。因鸡鸣山顶有碧霞元君殿,被称奶奶庙。庙左有辽代塔基遗址,按此记载,应名为永宁寺。可见,墓主人来到朝阳这个地方前可能曾在河北的鸡鸣山上的永宁寺居住过。

    此棺内存骨灰、墓主人又是僧人,表明该墓实行的是西天荼毗葬。在辽代,笃信佛教的僧俗教徒在葬后都要将尸体火化然后进行骨灰葬,有的将骨灰直接放入石棺中,有的将骨灰放入瓷罐后再放石棺内,有的依真人制作木人将骨灰放入木人体中,还有的用稻草扎捆成人形与骨灰一起放棺内等等,在辽代石刻文中都有记载,辽代考古中也常有发现,这是辽代僧人特有丧葬习俗。

                             二、从棺铭看辽代朝阳地区佛教的发展

    佛教起源于印度,范文澜先生在《唐代佛教》中说:“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就已经传入朝阳,《晋书》记载,公元345年“时有黑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戏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前燕慕容皝在龙山(今朝阳凤凰山)建立的龙翔佛寺,这是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我国东北地区第一座佛教寺院。(该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有昙无竭、无成、僧诠、昙顺、昙弘等。其中昙无竭于北燕太平十二年(420年)召集僧猛、昙朗等25人,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方行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回国。三燕时期的统治者为加强统治,也极力尊崇佛教,有的僧人积极参与朝廷的大事,朝廷要员也信奉佛教,如北燕宰相冯素弗墓中就出土有佛像金铛。不仅官吏如此,各地民众纷纷建寺、建塔,修佛像,此时比较著名的有朝阳凤凰山南沟进山路南的摩崖佛龛,后燕武容石造像,北燕太平二年李普造的铜佛像,北燕宰相冯素弗墓中出土佛像金铛等,一些佛教装饰图案如忍冬纹、莲花纹、龟甲纹、忍冬对凤纹也在此时的一些文物上发现,特别是以莲花纹做为装饰的瓦当等建筑构件在朝阳北塔塔基、北票市大板金岭寺三燕时期建筑址内均有发现。表明十六国时期佛教已经在民间很普及。

    隋文帝杨坚由于自幼长在佛寺,对佛教感情至深,他认为“我兴由佛法”,称帝后大兴佛教,曾于仁寿元年、二年、四年三次颁赐舍利于全国各州,仁寿二年,奉敕置营州梵幢寺,僧人隋“宝安法师随文帝敕葬舍利。”

    到了唐代,李姓皇室尊崇道教,但并不排斥佛教。武则天建大周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瑙服处黄冠之前”,提高了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由于唐代皇帝对佛教的提倡和支持,佛教在民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据考古调查,朝阳东塔塔基平面为方形、地宫有弧形绳纹砖都具有唐代特点,贞观十二(638)年的墓志记载“营州柳城人(蔡须达)……坐而诵经,酷爱法门,终身未娶”并且还与其父兄“舍宅造寺”。

  安史之乱后,朝阳一直被奚人占据。916年辽建国后,太祖遣汉人韩知古完葺柳城,建霸州彰武军,于1041年升州为兴中府,下辖七州四县,即建、霸、宜、川、锦、黔、安德州,兴中、营丘、象雷及闾山县。为了巩固统治,极力提倡佛教,据《辽史》记载,耶律阿保机早在天复二年(902年)占领河北、河东九郡后,“城龙化州于潢水之南,始建开教寺”,这被认为是辽地第一座寺院。此后在辽圣宗、兴宗、道宗期间,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待他们,并位以高官,加授僧三公、三师。在皇帝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朝廷群臣权贵望风纷纷信佛,朝廷甚至按佛教戒杀生的规则在举行祭天仪式时也不杀牲,佛教达到鼎盛。

    由于有着浓厚的佛教基础,加之朝廷的大力提倡,辽代朝阳地区的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佛教塔寺数量众多。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境内共发现辽代塔寺遗存1000余处,现存比较著名的辽塔有朝阳北塔、南塔、凤凰山摩云塔、大宝塔、青峰塔、槐树洞石塔、东平房塔、八棱观塔、黄花滩塔、双塔寺双塔、十八里堡塔,潭州的四官营子塔和利州塔等。辽时佛寺遍布,几乎每个村子,每座山上,都有供奉舍利和佛像的寺庙。

其次是佛教信众广泛,各阶层都有。佛寺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僧侣信徒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佛教在辽代被视为国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从帝室权贵到各级官吏、士庶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大都信奉佛教,广大民众亦纷纷出家信奉佛教,当时的民间佛教组织被称为千人邑,由地方官吏、信众等为协助寺院举办佛事而组成,隶属寺院,邑社“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定期,储于库司,补兹寺缺”。北塔地宫出土的题记砖上有“霸州邑”字样,朝阳县灵岩寺碑铭上也有辽代安德州“邑人”的记载,这些都属于类似的组织。

    辽代朝阳民众信奉佛教情况在出土的石刻文中可见一斑(见下页列表)。

    第三,出土的佛教文物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庞大,质地精美。不仅如此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有关辽代佛教方面的文物在朝阳境内的出土逐渐增多。朝阳凤凰山的上寺的辽代凌霄塔中出土有舍利罐、鎏金力士像等,朝阳城内的龚祥墓出土有石经幢刻大悲佛顶尊胜陀罗尼。西上台辽墓中出土的梵字经文石板、石经幢座、鎏金金刚杵、影青瓷净瓶都是佛教所用。北票水泉一号墓出土的“龙鱼”形青瓷水盂及北票白家窝铺辽墓出土的六边形铜带,正面居中部分模铸火焰珠纹,两侧各模铸一兽首、鱼身、鸟翅、鱼尾的怪兽,均应为佛教常用的火焰纹纹饰及摩羯鱼形象。朝阳县柳木匠沟村辽墓棺盖四角雕有狮首,棺底北侧中心浮雕一力士。建平北二十家子墓中出土的饰有火焰珠、莲花,并刻划有梵文的鎏金铜冠饰。朝阳北塔及南塔地宫出土的释迦摩尼佛舍利和燃灯佛舍利,特别是北塔天宫出土的金舍利塔、鎏金银塔、经塔、木塔等文物瑰宝。以上出土的这些辽代佛教文物充分说明了辽时的朝阳地区佛教兴盛程度。

 

    第四,朝阳地区佛教以密宗最兴盛,但也信奉俱舍宗。佛教产生后,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因此有大小乘之分。又因经典传译、师承各异而分成各个派别,隋唐之际已逐渐形成大、小乘十宗,即小乘佛教的成实、俱舍两派,大乘佛教的法华、三论、唯识、净土、华严、禅、律、密等共十大宗派,到了唐代晚期,俱舍宗已渐失传。

  《大元一统志》大宁路条引《钦定热河志》卷八十二记载:“辽天授皇帝常猎和龙山,建华严寺”,华严寺位于朝阳凤凰山主峰,为华严宗的佛院。

 《龚祥墓志》叙述他的两个女儿出家为尼,“次二女,尼归敬、归运,并于敬善寺出家,皆讲花严十万偈”。“花严”即“华严”,归敬、归运二尼当为华严宗的信徒。

   卒于乾统四年(1104)的龚祥,其墓志叙述他“谛崇佛法……暇常以佛经为务……余得生净土矣!”表明龚祥是一位净土宗的信徒。

    位于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西塔山顶上的灵岩寺的创建年代,据《灵岩寺碑》记载,于辽圣宗统和年间修建,为禅宗寺院。

    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墓室立壁栏板嵌阴刻梵文石板10余块,上刻有如下真言:“一切如来心陀罗尼、阿閦灭轻重罪咒、三昧耶密言、佛顶尊胜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等。”辽宁朝阳辽代龚祥墓出土的石经幢刻大悲佛顶尊胜陀罗尼。陀罗尼(dharani)为密教特有的咒语。朝阳现存辽塔大都雕刻五方佛、金刚杵等图案内容,这些都是密宗的思想内涵。

    本文前述墓主人是从外地来的游方僧人,信奉的是小乘的俱舍宗佛教。

  综上,可以看到,辽代朝阳地区的佛教是非常兴盛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此处有着浓厚的佛教基础和历史渊源,其次是辽朝廷的支持与倡导。和辽地其他地区一样,朝阳地区在辽代也盛行华严宗和密宗,尤以密宗最为发达,此外也有净土、俱舍等宗。

(作者单位:赵海杰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

   陈金梅  朝阳市佛教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