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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曾由“黄龙亭”发展到“黄龙城”

发布时间:2019-01-30    阅读:244

 

朝阳曾由“黄龙亭”发展到“黄龙城”

陈守义

    朝阳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追本溯源,大多数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柳城。据说柳城肇建于舜帝,目前发现的实物证据也已早到战国,论年代之久远,首屈一指。不过那时的柳城并不在朝阳城里,而是在城南袁台子村,立柳城县于城中已是公元370年即十六国前秦灭燕之后,晚于龙城数十年。慕容鲜卑建都龙城是中国4世纪的大事件,史书多有记载,举如《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咸康七年春正月,(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龙城,构门阙、宫殿、庙园、籍田,遂改柳城为龙城县。”[1]《晋书》和《资治通鉴》也有同样的内容,只是详略各异。咸康七年即公元341年,龙城历前燕、后燕和北燕而成为“三燕”故都,去今已近1700年。因此人们又往往把龙城视为朝阳的开辟之始。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就曾说过:“兹以《通鉴》建龙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二语证之,龙山者,今朝阳县城东之凤凰山也,中隔大凌河,相去不过数十里,以城近龙山,故曰龙城。以此例彼,则知龙城之建,亦不过在旧柳城之北鄙,别觅佳地,以建新城耳。”[2]以为龙城因龙山而得名,渊源于前燕。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北凉阚骃《十三州志》有明确记载:“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3]。可知龙城的得名与龙山无关,而且早在慕容皝建都龙城之前,此地已经设有行政建置。金毓黻是公认的史学大家,一生致力于东北史研究,而《十三州志》又是史地名典,内中言及黄龙亭,他岂能不知!之所以未作深究,想是受通史体例所限。通史贵“通”,不必枝节穷竟。换一个角度,取去自然不同。

    为了厘清朝阳这座古都的“龙脉”缘起,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阚骃所谓“十三州”指的是“两汉地制”,而非当时的行政区划。《十三州志》上及三代,下至十六国,涉猎甚广,但“主要还是记录两汉时期的史事”[4]。也就是说,它实际是一部专写两汉地理风俗的志书。正因如此,书中不言龙城而称黄龙亭。众所周知,营州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治龙城,而辽东属国系东汉安帝(106-125年在位)所设,其时尚无龙城,只有黄龙亭。阚骃约生于公元382年至444年[5],去两汉未远,其时专记“三燕”的史著如杜辅《燕记》、范亨《燕书》、封懿《燕书》、崔逞《燕纪》等也已成书,对龙城的“前史”纵或不是尽人皆知,至少不乏丝迹可寻, 其史源当无疑问。可惜此书至元明时亡佚,关于龙城的这段佚文幸赖郦道元《水经注》引据而存世,虽然简略,内蕴的信息却十分丰富,值得深入解读[6]。

    黄龙亭上属昌黎道,其治所在何处,争议较多,因事涉黄龙亭的准确定位,需略加追究。道者,县之谓也。秦汉间“凡县主蛮夷曰道”[7],昌黎道即昌黎县。已故著名史家张博泉先生考证此昌黎县即“前汉时西部都尉柳城县(原注:故县址在今之朝阳南数十里),安帝时为辽东属国都尉治所”[8]。张国庆教授在《东汉“辽东属国”考略》一文中也有详尽论述:“西汉时的交黎,东汉时已改称昌黎,同时又有天辽、夫黎之称,并已由今大凌河城西迁至今朝阳市南……即原西汉柳城县治地,旧址在今朝阳市南约二十里处的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9]。本文赞同这一观点,原因除去此说信而有征,史料基础扎实而外,还在于其立论是以属国性质的总体考察为支撑,而非一味牵缠,泥于琐屑而忽略大势。

    两汉属国是秦代属邦制度的延续,内附的游猎民族“存其国号而属汉朝”,中央政府在管理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其故俗”的羁縻制,因此境内各族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部落组织和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游徙不定。属国制度原本就是“稍有分县,治民比郡”[10],与传统的“城国”行政体制不尽相同,属于“双重管理”,发展到东汉羁縻色彩更趋浓重[11]。安帝析分辽东、辽西两郡6县而设置的辽东属国,主要是为了安置东汉初年作为“蕃蔽”(抗击匈奴和鲜卑)入塞的乌桓人,虽说其最高长官都尉典武职的同时兼理民事,其属官也确有“县令”“长吏”之名,但千人、百长等均由部落首领担任,显然很难划地而治,他如左骑、侯官等负责安全保卫的军事职官,职事所使,流动不居更是常态。及至东汉后期,受鲜卑侵扰,辽东属国以及辽西郡已处于勉强维持或弃地南移的态势中,即便确如有些学者所说,昌黎县曾经设治于今义县或凌海市大凌河城(另有七里河、大业堡、西花村诸说),为形势所迫,也难免随时迁转。而且,史载安帝所设属国多由部都尉改置,柳城原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地当大凌河谷道,其军事地位为历代所重,属国都尉就地安置或一度迁治于此,并将“昌黎”一名也一同带到柳城,非无可能。至于辽东属国何以名为“辽东”而不曰“辽西”,金毓黻先生曾以“不能辽东辽西并用”[12]释之,择其一而已,试图以“置本郡名”来推断都尉治所必在原辽东郡自难成说。

  有关东汉昌黎县曾经设治于柳城的史证还有不少,也同样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中唐太宗之子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即言之甚明:“后汉省柳城入昌黎,慕容皝都龙城,本昌黎县地,相去数十里而近也。”[13]从《十三州志》各种辑本的征引情况看,李泰纂修《括地志》是参考了《十三州志》的,因而无妨将上述引文看作阚书的转绎。依照“数十里而近”的里至权衡,柳城之外,其余各家考证的地点,与朝阳的直线距离均在八九十公里以上,不可能是其所指。柳城自建县之始,直至东汉设置辽东属国之前始终为军事重镇,论规格至少不在其他任何一县之下,然而《后汉书》辽东属国、辽西郡均无柳城,这是不合常理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汉省柳城入昌黎”,而此昌黎又恰恰设治于柳城。由此我们可以澄清地方史含混多年的一个模糊区,并校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置柳城于辽东属国之外的错误[14]。当然,史书也有昌黎迁离柳城的信息。《后汉书》记赵苞守辽西郡,“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15],此事发生在熹平六年(177年),鲜卑陷柳城当在此前,昌黎被迫迁往他地(疑今义县),柳城又恢复了旧名。但这并不能证明昌黎从未在柳城设治,也不能因为曹魏另立昌黎于他地而以后推前,两相牵混。

    接下来再说黄龙亭。亭始见于战国,属于军事防御机构。秦汉为基层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16]依此之言,亭介于里、乡之间,里属于亭,亭属于乡,故有“一里百家,千家亭长”之说。而当代学者则普遍认为“十里”的“里”指里程,亭与乡、里不在同一个行政系统,而与“五里一邮(司奸盗)”相属,所设亭长和亭卒,统归县尉和亭啬夫(亭掾)掌管。亭有都亭、乡亭、市亭、门亭、道亭之分,建有亭寺(官署)、亭舍(客舍)等。都亭一般设在城厢或通衢要道人居繁密处,汉代每以之为食邑封赏功臣或皇室子弟;“十里一亭”当指乡亭,也即下亭。但无论何者,均兼有递驿、侦候、治安等功能,并经常成为政府发布公告和军队驻扎之所。柳城故址袁台子距离朝阳市区12公里,以秦汉10里约当今8里计[17],正为置亭之地。惟资料有限,目前还无法确认黄龙亭始设于秦代还是两汉。

    亭虽然属于另外一个管理系统,但亭所担负的职责决定它不能不经常与乡、里发生横向联系,就或是乡亭,也不大可能孤悬于村镇之外。时人写时事,王充在《论衡》中说:“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18]这是实况。倘如侧重考虑其军事职能,考古发现也早已证明,柳城西北一带即为燕、秦长城和汉代烽燧线(墩台长城)通过处,塞下置亭势必不少。据《前燕录》,咸康二年(336年)鲜卑段氏与慕容氏争夺柳城,“(段)辽别遣弟兰帅步骑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西曲水”。昱年,慕容皝“筑好城于乙连东,使折冲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 [19]。曲水,《资治通鉴》别作回水,推测应为今大凌河支流,无确考。不过,曲水亭与黄龙亭当建于同时,其地在柳城之西,东与黄龙亭互为掎角则大体可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验证阚骃所言非虚。慕容皝先筑曲水城,后建龙城,二者都是在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无人开垦的生地筑城,可见黄龙亭远在修建龙城之前已是人烟攒集之地。当然,慕容皝决意在黄龙亭修建都城,并非只为了这里的区位优势,人居多寡也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他之所谓“福德之地”,最在意的恐怕还是“黄龙”二字。慕容皝素以“真龙”自命,择地建都,不能无所措意,由黄龙亭而黄龙城,以此宣示慕容氏逐鹿中原的“鸿渐之始”才是其真实意图。

然而有趣的是,慕容皝筑城于黄龙亭,却又别出新裁,给这座都城另立了一个名号――和龙城。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前燕迁都龙城不久,“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 [20]。十六国时期是少有的乱世,而此类诞妄不经的“天降祥瑞”却层出不穷。慕容皝的“噱头营销”胜人处在于很像黄帝“梦见两龙挺白图”的翻版。仅就字面解,“和龙”似取双龙和合之义[21]以象天下允协,是否为“黄龙”的音变,载籍未明,不敢遽断。

北燕太兴五年(435年),最后一任北燕国主冯弘为了与北魏抗衡,主动称藩于南朝刘宋,《资治通鉴》记之曰:元嘉十二年“燕王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诏封为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胡三省注:“以其都和龙也。今北国以和龙为黄龙府。”[22]《宋书》亦云:“(冯)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23]读史至此,未免心生疑念:自前燕以至北燕,和龙城已是地道的“百年老号”,刘宋何以要说成“黄龙城”?胡注好像是在暗示“和龙”实即“黄龙”的异读,然语焉不详。他所处的时代,“北国”的黄龙府一般指辽太祖平渤海扶余府改置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石重贵墓志》发现以前,正因为不知黄龙府的确切所指,石晋的北迁路线遂成千古之谜。所以,二者之中何为“正音”,何为“本称”,如同“酉城”变“柳城”,“白庚(唐)”变“白狼”,都需要深入挖掘史料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检索二十五史,舍《晋书》《魏书》不论,《宋书》《隋书》《北齐书》及新旧《五代史》,以“黄龙”指称龙城的频次竟然明显高于“和龙”。翻检其他文献资料,辽金以前的史家也似乎更钟情于前者,如慧皎《高僧传》述和龙名衲昙无竭、昙顺等七八人无一不称籍“黄龙”,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记宇文氏发迹史、佚名《大魏诸州记》和郦道元《水经注》记白狼水的流经、道宣《续高僧传》记宝安法师奉敕置塔于营州,还有众多唐代石刻资料如杨和、孙道、左才、韩相等墓志也一律废“和龙”而不用,此间似有深意。

除了黄龙亭、黄龙城和黄龙国,历史上还有黄龙府(与辽黄龙府有别)、黄龙道、黄龙县等,也都与朝阳有关。其中武则天设立的黄龙县,是古代朝阳最后一个以“黄龙”为名的建置,初隶营州都督府,为契丹十七州之一信州治,至神龙初(705年)改属幽州――自此以后,“黄龙”一名便彻底淡出了朝阳历史。保守地估计,自西汉算起,此名延续使用了900余年,其间风云变幻,世事纷繁,以至于史不绝书,堪称是最显赫的朝阳历史文化名片。

    那么,朝阳为什么会有“黄龙”一名?其含义是什么?回答这类问题容易流于私臆而成蹈空笑柄,姑且冒险一试。就一般规律而言,地名通常都是依据当地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而命名的。朝阳位于红山文化核心区,而红山文化又是以龙和玉为标志,与黄帝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24],“黄龙”作为地名出现在这里不应是偶然现象。所谓“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 [25],五帝之一的黄帝在卜辞中书作“黄”(无谥号),而在神话传说中却被塑造成“神灵之精”的黄龙化身,他不仅有“黄龙之体”,而且临终又化为黄龙飞升,而且据说其玄孙大禹也是黄龙转世,所以然者何?了解了动物在上古巫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之后,这些神奇的故事也许就不足为奇了。经过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双重印证,“黄”系“璜”(半圆形的玉器)之本字,指玉,象佩玉之形的结论[26],已渐成共识。在此基础之上,不难窥见神话传说所蕴含的古史原貌。其实神话演绎的“黄龙”,不过是象征图腾的礼玉及其作为法器的功能延伸,其背后的隐寓也不过是黄帝部族以玉通神、随玉而葬的信仰习俗。黄帝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当今学者所说的佩玉的享有者,作为代代因袭的部族首领,在以玉传信,以玉示德的同时,这个“角色”还以玉为名――“以土德王”乃是后来衍生的一种说辞。黄帝之所以在道教神系中演化成玉帝也应根源于此。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今天以“红山”命名的考古文化,古代先民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代际相传的群体记忆一直在传统的信仰世界里延续,《山海经》就是最好的证据;《晋书》关于“(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 [27]的记载,也足以说明古人在某些不经意的偶然“发现”中会洞见远古真相。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绩之一即是通过古史传说的解读推测红山文化区即黄帝、颛顼部族活动区,为此学者提供了包括化石、玉器及文献资料在内的一系列物证和书证,但一直未见有人将黄龙亭纳入证据链的研究。笔者以为,推溯地名本身所涵括的历史深度,黄龙亭应是比颛顼之墟及舜筑柳城年代更早的黄帝一族的史迹遗存,慕容氏则可能因此将其认定为黄帝之都。退一步说,即便事实并非尽然如此,但慕容氏自认黄帝之裔,追循先祖遗迹肯堂肯构的民族历程却无可置疑。以今视古,从紫蒙之野到颛顼之墟,再从黄龙亭建都到入主中原,与其说慕容氏重演了征服天下的一幕历史大剧,不如说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一次归宗壮举。后者在启导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推动黄帝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核心理念的进程中无疑更具有意义。对于红山文化学者而言,如果将上述古史文献联系起来排比融通,尤其是将黄龙亭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化氛围加以综合考察,势必会更好地揭示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而掘井及泉,为红山文化研究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十六国春秋》卷25《前燕录三》,湖北官书处光绪十二年重刊本。

[2]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第186页。

[3](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中华书局,1961年,第145页。张澍辑本无“营州刺史治”一语,为论述方便,此从王本。

[4]王力波:《阚骃及其著作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5]汪受宽、李春楼:《关于〈十三州志〉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上注王力波文别作公元382年至444年。

[6]关于龙城一名源出于黄龙亭,可参见拙作《龙城考》,《朝阳历史研究丛稿初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7]《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3页。

[8]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9]张国庆:《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10]《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1页。

[11]参见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王庆先:《西汉属国地理位置中的时间概念及社会背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2]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第90页。上注张国庆文认为主要是“辽东”的外延大于“辽西”。

[1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中华书局,2005年,第831页。

[1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另,韩宝兴《辽东属国考》(《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认为宾徒县治今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村汉魏遗址,若依此说,则属国之地已到朝阳县南境。

[15]《后汉书》卷81《赵苞传》,中华书局年,1962年,第2692页。

[16]《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年,1962年,第742页。

[17]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0页。

[18](东汉)王充《论衡》卷25《诘术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9页。

[19](北齐)魏收:《十六国春秋》卷25《前燕录二》,湖北官书处光绪十二年重刊本。

[20]《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5-2826页。

[21]今吉林省有和龙市,系满语“和龙峪”的音译,意为山谷,与此无关。

[22]《资治通鉴》卷122《宋纪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3855页。

[23]《宋书》卷97《东夷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393页。

[2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8、127页。

[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第165页。

[26]参见郭沬若:《金文丛考·释黄》,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62-176页;张清常:《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27]《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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