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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山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发布时间:2019-01-04    阅读:217

 

关于红山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雷广臻   董婕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著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主要遗址分布在北至霍林河、东至辽河、西南至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红山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二十世纪初。百余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但尚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就红山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再思考。

    一、关于红山文化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思考

    最早调查红山文化遗迹的是日本人鸟居龙藏,他在赤峰东北角的红山山后发现这种史前遗址,但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表调查试掘。1911年,鸟居龙藏将他在东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整理成书,写成《蒙古旅行》。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赤峰红山后的遗迹,他认为是中国古代东胡人的遗存。1935年,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为首的日本考古队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考古资料,并于1938年公开出版《赤峰红山后》(日文版),书中将该遗址分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彩陶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红陶文化)。[1]中国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梁思永先生建议,将赤峰红山后遗址写入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认为红山后文化很可能是中国细石器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发生的新文化遗存,正式命为“红山文化”。因此,红山文化作为中国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一种史前文化扬名于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考古学界空前活跃,发现很多红山文化类型的遗址,尤其集中在努鲁尔虎山南北和以西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对辽西考古学文化区发现的史前遗址进行了区分和分期,按照存在的时间顺序,命名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查海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形成一个前后相接、文化特征延续、各有特点的北方考古文化系列。至此告别了单一红山文化扬名于世的阶段而进入了系列考古学文化相续、共存的阶段,也就是说,原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一种史前文化,后来被区分出多种考古学文化。这种被区分出的各考古学文化和原来泛指的红山文化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原来泛指的一种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史前文化,后来按时间和文化面貌作出分期,把原来泛指的文化具体化、多样化了,使得我们对原来泛指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功绩很大。但是从宏观的研究视角出发,现在我们要还原本初的认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的史前文化本来是一个整体,是同一文化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这是一种文化前后相继的表现,而不是一种文化中断之后又继起另一种文化。

    我们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古文化的前后相续性、联系性。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区分出许多考古学文化之后,对同一文化的相续性、联系性、同一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有些人认为从兴隆洼文化(期间经许多考古学文化)到小河沿文化,总是一种文化消亡后又有一种新文化兴起。由此引发了一些说法:一种是移入说,认为有外来的人口进入红山文化区域,改变了原有的文化面貌,渐渐移入的人口和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新的文化;另一种是嵌入说,认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原有文化嵌入了其他文化,主要因素是某个阶段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又区分出不同类型),进而形成了新的文化。这些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并不是外来人把原来的红山文化区域的人口驱逐了,外来人占据这一区域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而是这一区域不同时间阶段的人们与周边的史前文化进行交流、融合,进而互相影响,形成了不同阶段而又前后相续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影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也影响红山文化。其中不排除大汶口文化、新乐文化等其他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互相影响。

一个地区的文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家根据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分别命名了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我们肯定从一种文化中区分出不同文化类型这种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更应该强调要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从整体上进行认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尤其是辽西、冀北、蒙东交汇地区的各考古学文化是同一文化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表现。

    同一种史前考古学文化为什么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种史前文化发展演化到某一阶段,或迁移到某一区域之后进行了改造和革新。这种改造扩大到更大区域,进而形成新的文化面貌,新的考古学文化就产生了。新的文化产生是在文化母体当中进行的。并不是原有的文化消亡了。

    因此,红山文化并没有消亡。红山文化到了小河沿文化阶段,把红山文化及以前古文化继承下来。小河沿文化向渤海延伸,向京津地区延伸。如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墓地M75出土了玉猪龙[2],呈红山文化风格。

红山文化在小河沿文化中得到很好的继承。从小河沿文化中看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看到了红山文化之后小河沿文化与它的继承关系。从整体上来看,红山文化发展到小河沿文化阶段,不仅是在时间上延伸,而且在空间上扩展了。小河沿文化比原来的红山文化向京津地区扩展了。这种认识回答了红山文化哪里去了和是否消亡的问题。如果认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在一种文化消亡之后继起了另一种文化的话,红山文化确实消亡了;而按照我们的观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系列考古学文化是同一种文化所处的不同阶段,是同一文化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那么,小河沿文化就是红山文化的新阶段,红山文化消融在小河沿文化中——其文化实质并没有消亡。

    二、关于红山文化遗物遗迹性质的思考

    红山文化研究要面对很多遗物、遗迹。遗物主要分三大类:石器、陶器、玉器,另有少量的骨器和木器等。遗迹主要是用石头垒砌的各种建筑,包括坛、冢、台、祭祀坑等,另有泥质建筑(如女神庙)。对这些遗物应该怎样认识,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比较完善的说法。随着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入,应该进一步把这些遗存及古人类的相关活动进行区分,从传统文化角度来阐述红山文化相关的遗物、遗迹及其祭祀活动,虽然我们不能用传统文化所记载的祭祀情况一一对照红山文化,但是可以参照古文献提示的路径来进行研究。

    首先,对祭祀种类进行细分。

    古代有可变化的祭祀活动,有禘(祭祀鼻祖)、郊(祭祀天地日月)、祖、宗,还有燎(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等。

    古代不可变化的祭祀对象有天、地、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这类祭祀活动和对象属于生活中的环境类、方位类等,为人们瞻仰、取材和受益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祭祀对象,对神也有多种说法,《礼记》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易经》曰:“阴阳不测谓之神。”古人认为,自然变化及其现象不可测者为神,《易经》强化了这一认知体系。

其次,区分人设的祭祀及场所。

    一是设立庙、祧、坛、墠。《礼记》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曰鬼。”远祖的庙叫祧,用土和石头垒砌起来的祭祀高台叫坛,修筑平整的台地叫墠,祧、坛、墠均是庙类祭祀体系的一种形式,都是人为设计及修建的。

    二是立社。古人立社。分为大社、王社、国社、候社、制社。

    三是祭祀功烈。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都要祀。《礼记·曲礼》记载:“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五类有功于民的英雄人物都会得到世人的祭祀。

    第三,对人物塑像进行分类。红山文化出土了许多人物塑像,哪些是祭祀对象?哪些是祭品?以往没有区分。供奉在神庙里的人物塑像(如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发现的女神像)和供奉在房间的塑像(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房址中的石雕人物像),应是祭祀对象,具有神格。同样是人像,出土于祭坛上的应是祭品,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上层积石冢二号冢M1东北侧出土的女性小塑像和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的两件孕妇塑像,是祭祀用的陶偶,不具有神格。

    第四,关于出土玉器的功能。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应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冥器,一类是祭器。两者功能是不一样的。《礼记》认为冥器是鬼器,是随葬给逝者供其使用的物品;祭器是人器,是活着的人用来祭祀逝者的物品。在红山文化中,祭器、冥器有可能都曾是墓主人在活着的时候所使用的玉器。

    循着古人对玉器祭器、冥器分析的路径,可以追溯红山人生前所用玉器的功能。《礼记·聘义》中提到孔子的玉德理论,“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3]孔子以玉比喻君子的十一种德,可见玉在礼制思维当中的地位很高。

    那么玉的功能何在?《礼记》中记载玉是用来朝聘的,“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4]朝聘指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聘”活动则是同社会等级和不同社会等级人们之间的问候、访问、交流。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存在“聘”的活动,主要内容是红山文化各部落联盟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问候、互相考察。玉器是“聘”这一活动当中的重要信物,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媒介。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玉器,有些应该是人们交往的信物。

    红山文化用玉的多样化多来源也可证明当时存在聘活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认为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岫岩一带的玉矿,其二是贝加尔—吉黑系的玉矿。红山文化用玉具有多样性,玉料来源、生产和消费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貌。[5]近年,朝阳北票市发现了透闪石玉矿,而且储量巨大。我们认为牛河梁玉器也有使用本地玉料的可能性。那么遗址中发现的不同色泽、质地、造型的玉器就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外部通过“聘”的活动形式带到牛河梁地区的。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作为盟主,“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用玉做朝聘或呼聘这样活动的媒介,延续至后世。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皇帝所用之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称为“玉玺”。中国古代长期以玉作为最高等级的信物。而朝聘等礼仪活动也由此演化而来。

    我们从传统文化出发,认识红山文化的遗迹、遗物,认为玉器是交流互动的媒介,具有信物的功能,即古人在意见达成一致时,用玉作为“合符”的信物;用玉是取信对方的载体,表明自己的品格,所以佩玉是身份地位的标志。这里并没有以玉通神的影子。古人讲的“神”和今人不是一个概念,古人认为“阴阳不测谓之神”“万物归神”,不是今人所谓“鬼”“神”的意思。

    三、关于红山文化遗存相似性的思考

    考察、研究红山文化的遗址、遗物,会发现一个现象,红山文化遗址、遗物尤其是晚期遗存,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遗址、敖汉四家子红山文化遗址、赤峰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赤峰红山后遗址等,营造布局几乎是一致的样式,出土的遗物也有极大的相似性。

一般而言,同类的若干考古文化遗址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出土器物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但我们在诸多红山文化遗址中却看不出主体元素前后阶段的差别性。以玉器为例,红山文化各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样式几乎一样。在牛河梁等遗址中,积石冢的样式、台的样式、筒形器摆放的情况都有一致性。当然,这些红山文化遗存并不是完全没有差别,而是其同一性表现得更充分,差异性表现得不突出。仅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来看,其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营造的顺序一样、过程一样、营造的内容也一样,留下的遗址、遗物趋同。我们要回答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相似性。

    红山文化的特点是在不同区域、地点连续地而且共同地成长起来,到某一阶段,又形成了一致的文化形态。以大凌河中游的红山文化遗址为例,朝阳市郊区的小木头沟河东边的小东山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共发现房址10座,灰坑20个、环沟1条和大量陶器、石器。以该遗址的晚段计比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冢早1000多年。[6]大凌河上游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第五、第十六地点也发现了红山文化早期遗迹和遗物。在西拉沐伦河、老哈河、少郎河流域都发现了红山文化早期遗址[7]。早期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在红山文化的各个区域,说明红山文化在早期就已经在该文化的全区域布局完成。红山文化不仅布局在全域,而且在全域各地一起成长起来。在那斯台遗址发现的早期遗址都有祭祀形式,坑祭、坎祭、墓祭都广泛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吕学明教授认为,红山文化早期在小地方有小的祭祀遗址,而且各自在自己的区域里成长起来。这种观点是有确凿证据的。大凌河中游的红山文化遗址有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小东山红山文化遗址,都是在自己的区域里成长起来的;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也是在自己的早期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吉林大学的赵宾福教授认为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分布在整个红山文化区域内,面貌相同。但有一个趋势,即各自成长,逐渐南移。在大凌河流域发现了诸多红山文化晚期遗址,有向南移的趋势,如凌源的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大大向南挺进。红山文化在大凌河流域的南移和小河沿文化向南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红山文化各遗址点的人群之间发生频繁交流、广泛联系,互相交流经验,交流之后共同成长起来。交流的重要内容包括生产、生活、丧祭、制玉、婚配等。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人员往来(包括通婚)、物物交换等,聘约是最重要的形式。这一过程与《礼记·礼运》篇所讲的一致,是从建屋、垒灶、饮食开始的,到高级阶段出现了以玉为载体的“聘”活动。因为有交流,所以在红山文化不同的地点出现了样式一样的陶器、石器、玉器、墓葬、坛、庙、屋、陶偶等遗存。这就解决了红山文化何以在各个地区出现了相同的遗址遗物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牛河梁红山文化大遗址群中为什么并存着年代基本相同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及其他地点。在一个遗址群中出现了格局大体相同的诸多遗址点,而且文化面貌大体一样,其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并存的因素存在。格局大体相同的遗址点同时发展起来一定有并存的力量。而并存的因素、力量是什么,则有待我们进一步揭示。当时存在平等的、并行的一些社会人群、社会力量,这些平等的、并行的社会人群、社会力量分别营建了上层人物的墓地,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遗址点。为什么当时平等的、并行的一些社会人群、社会力量要分别营造墓地?这也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来找答案。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解释,我们知道红山文化时期人们面对衣食住行等一般问题和财产分配、祭祀主导权等特殊问题,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管理系统[8]。平等的、并行的一些社会人群、社会力量有联系、有协调,但是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同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呢?史前时期有部落联盟,联盟之间有会盟活动。正是联盟的各组成部分分别营建了自己的祭祀系统,又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管理系统,包括祭祀系统。为什么在牛河梁一个遗址群中出现了格局大体相同的诸多遗址点,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出现同时期的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胡头沟红山文化遗址、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四家子红山文化遗址、红山后红山文化遗址,也都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牛河梁地区集中了几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人物,也可以说集中了当时的社会治理精英。这说明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治理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多种社会力量的代表共同来完成社会管理。这个社会治理格局与中国传统文化记载的五帝时期的社会管理结构是一致的:有主要管理者,有“四岳”等参与管理,社会主要管理人物通过推举、禅主等形式产生,通过巡狩、朝聘等方式实现社会管理。红山文化晚期诸遗址展现了中国史前的协商民主制度。

    四、关于中国史前考古文化同一性的思考

   在中国史前阶段有许多考古学文化,如兴隆洼-红山文化系列、仰韶文化系列、大汶口-龙山文化系列、河姆渡-良渚文化系列、石家河文化等。这些考古文化分布在中华大地各个地方,呈现出不同特征,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承载了先祖的文化成就和事迹。这些考古文化以相对独立的状态存在于不同的地域,可以用区系类型学说来分类。这对了解这些古文化的面貌特征非常有意义。但还有一个研究视角,就是从这些考古文化的同一性来理解。

    中国史前阶段这些考古文化有共同特征和内在联系,就是中华史前文化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因此,我们强调研究这种同一性、共同性。这种同一性和共同性在我国的上古文献中有过记载。作为祭祀对象的禘、郊、祖、宗,是从同一性来讲的。《史记》和《大戴礼记》把这种同一性概括为“先祖文化”,包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上古文献注重了史前文化的共同性、同一性,而且用伟大人物贯穿这些考古文化。考古文化和古文献相对应,以古文献强调的同一性为路径,可以引导我们考察中华史前阶段诸考古文化的同一性。

    一方面,我们应注意到兴隆洼-红山文化系列向南发展的趋势,在陕西省发现了多例红山文化风格的玉器,如韩城西周晚期墓葬出土了红山文化风格的玉雕龙,凤翔县春秋时期墓葬出土了红山文化风格的勾云形玉器,凤翔县战国墓葬也出土了红山文化风格的玉雕龙,河北阳原姜家梁墓地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玉雕龙。同时要注意到大汶口文化向西和西北发展趋势非常突出,影响了同时期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向东、向东北方向发展。三种文化呈现一个汇聚的趋势,在汇聚当中形成了各种文化相融、共生共长的一个区域,即今河北河南地区。这个文化区域正是黄帝与炎帝战争、交融,黄帝与蚩尤战争、交融的地区。

另一方面,兴隆洼-红山文化系列与河姆渡-良渚两种文化系列也有同一性、共同性。两个文化系列在时间上有交叉。红山文化的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时间段相当;如果从大范围来讲,河姆渡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时间大体相当。从两种文化系列的共同性来看,红山文化各遗址点到了后期,各自成长,互相交流,形成了祭祀遗址。祭祀遗址按区域有等级,小规模社区建立初级祭祀遗址,中级社区建立中等祭祀遗址,整个红山文化的核心祭祀区设在牛河梁。在良渚文化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先民筑坛,小山头筑小坛,中等山头筑中型坛,大山头筑中心坛,形成了高等级的贵族墓地。抽取其特殊性,它的实质与红山文化祭坛、等级是一致的。河姆渡-良渚文化系列与兴隆洼-红山文化系列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说明中国史前文化虽然分布在不同区域,但是有共同性、同一性。

    这种共同性、同一性启示我们,中华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由小到大,再到中心祭祀点;由坛而社稷,由社稷而国家。[9]中华史前文明从考古文化看,由许多地区的考古文化来承载和表现,呈现了汇聚交融的趋势,是一个互相交流、互取其长的过程。这些遗址所承载的文化都是融合的、汇聚的、交流的、共生共长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与古文献是对应的,正是中国传统文献记载的圣贤文化系列。黄帝是当时一个部族(大社会联合体)的名称,同时是这个部族的保护神与首领的名字。黄帝与黄帝文化也应该区别开,黄帝作为一个个体,时间跨度有限,而黄帝文化是指一切与黄帝个体相关联的事物,可以特指黄帝族群的发展时空。[10]因此,其他的圣贤文化也不是仅指一个人,因而形成了由古文献记载的前后相继的一个文化系列。古文献关于圣贤文化系列,虽然不能用哪一个具体的考古文化一一与之完全对应,但是从同一性、共同性来讲,圣贤文化系列反映了中国史前诸考古文化的演化进程及共同发展、成长过程。黄帝文化及其以后的文化正是各考古文化凝聚的结果。

    红山文化等考古学发现和古文献是重合的。古文献概括了上古圣贤文化的演化过程。考古学证明了古文献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还要有分期,仅就黄帝文化来讲,可分早期、中期、晚期。黄帝文化的早期和各考古文化的早期相对应。黄帝文化的晚期与石峁、陶寺遗址相对应。此外,还有当代黄帝文化,如黄帝故里、黄帝陵、黄帝祭祀文化等。这些文化现象与早期的黄帝文化有关,但是从早期的黄帝文化中脱胎出来而形成一种现代黄帝文化现象。

    我们从传统文化和古文献的视角,重新对兴隆洼-红山文化及其他考古文化的研究提出思考,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古文献早已充分记载的以黄帝为代表的圣贤文化,光大我们的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著;戴月曦、康英华译;李俊义、戴顺校注,《赤峰红山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2期。

[3][4]《礼记》,中华书局,1980年。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

[6]雷广臻,《破除对红山文化的两个偏见》,朝阳日报,2017年5月24日。

[7]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

[8]雷广臻,《从红山文化看社会管理的起源》,光明日报,2012年12月3日。

[9]雷广臻、董婕,《陶筒形器——红山文化最精彩的故事》,《理论界》,2016年08期。

[10]雷广臻主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巨型礼仪建筑群综合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作者:雷广臻,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董婕,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红山文化研究所所长,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