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太阳集团2007网址

当前位置:首页>文章中心>文史论坛>牛河梁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

牛河梁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

发布时间:2018-09-12    阅读:230

 

牛河梁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关系

高文金

五帝时代,北方是什么样子,中华大地其它区域是什么样子呢,北方与其它区域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认识这样的关系,可以加深牛河梁遗址对整个中华文明起源重要作用的认识。

  一、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南北交汇

  仰韶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一支史前文化。历史考古界曾把仰韶文化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典型代表,说那个时候“男耕女织”,“政不用而治,兵不起而王,一派和平景象。”苏秉琦先生在对这种文化层解剖之后说:“仰韶文化相当于神农氏时代。”其实仰韶文化在它经历的近2000年中,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步变化,逐步进入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急剧变革时期。它最集中的体现是仰韶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次“裂变”,出于同一个母体,产生了两种文化,即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它们并行发展,相互依存。其中庙底沟类型发展最快,被称为“优生支”。他们以玫瑰花图案制作彩陶,并把这种图案高度抽象化,使它和红山文化的玉器一样,赋予浓厚的宗教含义和通神功能,还把它作为庙底沟类型人群的标志。其中心活动区在渭河流域华山一带。庙底沟类型的一个超中心聚落就在华山东部不远的地方。华山的“华”与 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的“花”应有直接联系,先叫“花山”,后来叫“华山”。长期伴随着雄奇的华山从事生产生活的人群,又以抽象而神秘的玫瑰花为自己的标志,称为“花族”,逐渐演变叫做“华族”。这就是我们祖先 “华族” 名称的由来。就是苏秉琦先生称谓的 “华族文化”。

  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已有70多个年头,发现遗址两千余处,大规模发掘和整体揭露的居住地和墓地也有十余处。华县太平庄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个大墓,随葬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大都是罕见的珍品。有件大陶鴞鼎,一尺多高,威严雄壮,写实又神化,称为“鴞尊”,可与红山文化的玉雕龙相呼应。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现了超大型中心聚落和“殿堂”规格的房屋,在遗址中部坐落一座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的特大型殿堂式房址。这座房址由主室、后室、东西侧室和前堂共5个单元组成。室内放置各种特异性器物。还有12个图腾柱。推测它是部落集团举行会议或宗教仪式的公共活动场所,显示了殿主人所具有政权和宗教权的威严。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末期,距今5000年前,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规模等级相应。历史上,同黄帝并称的炎帝,被认为与神农氏有关。神农氏应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事,炎帝应是仰韶文化后期的事。尤其是距今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异军突起,形成向中原进军的态势,中原的社会也开始急剧变化,预示着五帝时代的来临。

  从现在考古资料发现和研究成果上看,那时仰韶文化在实现自身个性发展的同时,积极向四周拓展,大致波及远古时代所谓“中国”的全境。在北方,仰韶文化沿太行山麓北上,红山文化由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南下。这一南一北两个出自不同母体的文化,在今河北西北部张家口一带相遇。考古发现,在张家口地区既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因素,又有红山文化因素。在同一个遗址里,有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的彩陶,也有红山文化龙鳞纹陶罐。这是黄帝族由北南下,炎帝由南向北,南北文化碰撞的证据。也是实现“华”与“龙”结合的证据。张家口新石器晚期墓葬出土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玉雕龙,更是有力的证明。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的由来。张家口地区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依据燕山山脉扼守通往华北平原和辽西的路口。历史上记载的黄帝与炎帝之战、与蚩尤之战就是在这里的涿鹿、阪泉摆的战场。古书上说“阪泉,泉上有黄帝祠”,这也是一个印证。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这次相遇碰撞,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次极为成功的结合,产生了龙纹和玫瑰花纹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图案彩陶,标志着一个新文化群体的出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以后迸发的“文明火花”。这种结合促使红山文化先行一步,率先进入文明古国。黄帝族与炎帝经过一场战争,或者说经过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结成联盟,称霸了中原。他们的后人就自称“炎黄子孙”。苏秉琦先生说“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二、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东西交汇

  夏朝在中原建立的时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夏铸九鼎”,鼎,不仅是夏朝礼器中的重器,也是夏商周三代政权的象征。《墨子》一书上说,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可见其重要性。但鼎的源头并不在夏建国的中原,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最早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一个是以环太湖流域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区。

  泰山脚下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年至4400年左右。它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又与距今5500年以后的中晚期为最发展。这与仰韶文化前后期变化时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时期大体相对应。

  大汶口文化发现的考古资料既丰富又较完整。墓地大中小分化明显,王者身份的墓主人已经出现。超大型中心聚落也已产生。随葬品不仅有发达的陶器,还有玉器、骨器,甚至还有象牙制品。在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中最大的一座墓中,随葬的象牙器多达5件,而且墓主人头上还拢着象牙梳。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五帝后期舜与象相关联的记事。舜帝叫有虞氏,姓妫。“妫”字在甲骨文中一个人牵着象的形象。虞舜的弟弟名字叫象。在他们兄弟之间常因驯象的活动发生纠纷。有的古书还记载“舜葬苍梧,象为之耕”。虞舜出生的地方,活动的地方都在鲁西南鲁东地区。这些地方正好和大汶口文化区吻合。从现在考古实际发现看,大汶口文化是史前诸文化传播最广泛的一支。在东南向环太湖流域和江汉平原传播;在北面跨海和越过燕山向辽东半岛和辽西古文化广泛交流;在西面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密切接触。这与虞舜“北到涿鹿,西到安康,南到湖南,东到济南,东南到浙江”的活动踪迹记载不谋而合。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接触频繁。开始阶段,仰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后来,大汶口文化出现了向中原全面推进的趋势,并向中原古文化最高层次中心渗透,表现出大汶口文化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不久,在晋南,我们称它为中原地区,发现了陶寺遗址。它距今有4600年至4000年,属于五帝时代后期,接近夏王朝建立的时间。这类遗址范围有三千平方公里,已发现遗址点80余处。遗址面积多在数万平方米,最大的达上百万平方米,无疑已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在考古界,这个遗址被视为陶唐氏遗址,陶唐氏就是尧帝。遗址最大特点是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这里既有“花(华)”与“龙”的南北结合,又有东西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晋南已具备“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这个遗址还表现出大汶口文化后来者居上。陶寺墓地随葬陶礼器,大汶口文化特征占据了主流。古书记载,虞舜是唐尧的接班人。虞舜要做天子就要从东方、从泰山脚下大汶口文化区到中原区,到“中国”去登位。“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看来,孟子当年这样论述是有道理的。

  就在泰山脚下的大汶口文化在中国东方兴旺发达之时,跟山东、苏北相邻的环太湖流域,又一支东方部落主宰的良渚文化也正在兴起。它与大汶口文化同属鼎文化圈。良渚文化的年代距今5200年—4000年。这个时间相当于五帝时代后期,接近夏王朝建立。良渚文化高峰时期,已是一个社会全面繁荣局面,制玉业、蚕业相当发展。现在发现的绢片已与近代丝织物相近。出土的玉器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一件玉琮,内圆外方,高36厘米,起节15节,是典型的通神礼器。良渚文化的大墓,不是平地深埋,而是人工堆起土墩,在墩上筑墓,气势雄壮,堪称“土筑金字塔”。 良渚文化的遗址密集,已形成大中心聚落下多中心局面。遗址整体布局高度规范化。一个大的遗址形状往往成方形或长方形。四周用河道沿方形环绕,正中间有圆形祭坛,祭坛有河道环绕,并修十字形河道与外周河道连通,把一个遗址区分成相对称的四块,以祭坛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分布墓地和居住址,整齐划一,反映了良渚人在迈向国家的进程中,有一种强烈规范化的思维观念。按中华国家形成的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顺序,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时代。它是中华大地最早形成的方国。

  方国在中国史书上有很准确的记载,而且都与夏人早期活动有联系。“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吕氏春秋》),“禹会诸侯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这是对夏王朝跨入方国时代及其特征的典型概括。“塗山”所在地正是良渚文化区。“玉与帛”历来是古人举行最高礼仪时用的上品。联系良渚文化在制作玉器和丝织业上的成就,可以说良渚文化就是夏文化。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属于“鼎文化圈”,它们之间的交往直接而密切。良渚文化曾多次出现过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大汶口文化也常有良渚文化遗物出土。大汶口文化可能为虞舜文化,良渚文化与夏文华起源有关。这两种文化,就是说的“虞夏文化”。历史上,虞夏经常并称,它们属于一个大文化区南北集团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细想一下,一个大汶口文化区的“国家领导人”舜,非要到良渚文化区选干部,叫禹治水,后来又让他帮助执政,再后来又让禹当了“接班人”,可见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非同一般。从考古实际看,五帝时代后期,以这两种文化为代表的东方集团,它的社会发展水平高出了中原地区,对花族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夏入主中原作了准备。

  三、结语

  从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至距今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跨度1500年左右,涉及黄帝、炎帝、尧舜、夏禹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可谓纷纭繁杂。有没有一个简明的说法便于理解呢?有,那就是郭大顺先生在《追寻五帝》一书中提出的新“三集团” 说。在五帝时代,中华大地有重要影响的三大集团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畜牧渔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黄帝集团;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炎帝华族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夏集团。这三大集团在中原、燕山南北、东南形成三足鼎立,并开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逐鹿中原。

  五帝前期,以皇帝为代表的北方集团,率先进入古国阶段,势力最为强大,并由北向南沿大凌河南下,越燕山山脉进入中原,为逐鹿中原第一家。经与炎帝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蚩尤为代表的东方集团交汇碰撞,开始了中国古史上实现部落间统一的开创性事业。五帝后期,东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虞舜部族向西发展,环太湖地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先夏部族向西北发展,北方、西北部的黄帝族联盟继续向南发展,形成东南部为一方,西北部为一方,向中原聚集的形势,出现了尧舜时期在中原建立的古国,包含了各地各部族的先进因素,为夏商周三代奠定了基础。

  从史前的古国,到夏商周三代的方国,再到秦汉的帝国,这就是中华国家形态形成三个阶段。苏秉琦先生把这三个阶段称为国家形成过程的“三部曲”。这三部曲从哪里起始的?从五帝时代起,从黄帝起,从红山文化起,从牛河梁遗址起。若没有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就不可能这么深入地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因为有了牛河梁遗址,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曙光。因为有了牛河梁遗址时期的文化,使中华古文化发生连锁反应,一幅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壮丽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有了牛河梁遗址,使中华国家“古国、方国、帝国”连续“三部曲”顺序流畅。

 

参考文献:

   [1] 雷广臻.《红山文化及其影响》[M],沈阳出版社,20099月。

   [2]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54-55页。

   [3]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J),1984年第11期,第1-11页。

   [4] 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91页。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J),第1-17页。

   [6] 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97-98页。

  

(作者: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