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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屠柳 城》

发布时间:2017-05-13    阅读:1169

重读《屠柳城》

 

陈守义

《屠柳城》是三国时魏人缪袭的名篇,似乎也是他12首《鼓吹曲》最为世人 所熟知的一首,诗云:“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平冈,但闻北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海外,永无北顾患。”虽为名作,但笔者初读此诗,忌其“屠”字之肃杀,并不喜欢。只因事关乡邦,乃将背景资料研读一过,不免泪下,以为历史之殇,无过于此,再不愿轻易触碰这个痛点。

柳城遗址位于朝阳县柳城镇袁台子村,考古专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勘明 ,遗憾的是发掘中未见城墙,有学者表示存疑,许多人对柳城的所在地也一直含混不清。记得十数年前一位知名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三国人物,言及曹操北征,竟将柳城定在锦州。虽说这只是一个细节问题,百密一疏,但终究失于慎重。笔者担心以讹传讹,于 是将旧时的笔记又翻出来,“不揣浅陋,冒昧直陈”,写了一封信:

历史上 除去今广西柳州西北有柳城,新疆吐鲁番西南有柳城(鲁陈),河北昌黎唐代侨置柳城军为其驻地及清代关东柳条边曾称柳城外,还有三座柳城。一是汉县,《汉书·地理志》载:“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此柳城或说为秦置,甚至更早,《太平 寰宇记》称“舜筑柳城”。二是十六国前燕置,属冀阳郡。三是苻秦置(通说为隋置,不确),隋开皇元年(581年)改为龙山,十八年(599年)复名柳城,唐五代因之。推测前燕柳城在今朝阳市所属凌源市境内。《资治通鉴》胡注:“据 魏收《地形志》,冀阳郡当置于汉北平平刚县界”。《热河志·建置沿革》对此辨之甚详:“柳城为燕改置之县,已非汉之故治。至魏初并省之时,既以其地省入龙城,而又割柳城之故城分隶广兴。至魏末仍分置柳城县,故有龙城所并之柳城,有广兴所隶之大柳城,又 有冀阳郡所领之柳城县,屡经分割,并非燕柳城之故治,盖其一时之废置如是。计其方位,当不离龙城以南,为今建昌县(今凌源市而广)南境地。”今考平刚旧址在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子,与凌源交界,故此柳城相去不会太远。至于苻秦及隋唐柳城县在今朝阳市区,已 为大量出土文物所证实。

曹操北征乌桓所到之柳城乃汉代柳城。其所在地点 ,考古学未揭明之前,确有种种指说。如《明一统志》:“柳城在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西二十里”。又《永平府志》:“柳城在昌黎县(治今河北昌黎)西南六十里”。顾炎武曾予考辨,在《日知录》中否定了以上说法,提出“柳城在今永平之东北,而慕容氏之龙 城、昌黎,及魏以后之营州,并在其地”。继后吕思勉、童书业等史地名家或说在热河,或说在凌源,虽不中亦不远。比较之下,《东北通史》的作者金毓黻先生推迹此柳城当于“朝阳南,百里之内求之”,圈定的范围最为切近。

1979年辽宁省文 物考古部门在朝阳开展文物普查,发现了位于朝阳县十二台乡袁台子村的汉代城址,出土文物有带“柳城”字样的陶拍及板瓦,新闻报道见《辽宁日报》1979521日第一版。1981年朱贵、李庆发又联名发表了 《西汉柳城的发现及诸问题的探讨》(见《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一辑),依据考古发现论定袁台子即汉柳城,学界引为共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从其说。

以上考索或稍嫌僻涩,最简便的办法是以诗证史。缪袭《屠柳城》“北逾平冈……遂登白狼山”,所述曹操北征乌桓的行军路线,与《三国志· 田畴传》“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馀里”(《武帝纪》作“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正可互相证明。白狼堆即今喀左县大阳山(一说白狼县废城,二者相近),自此东北行至朝阳恰为200里,而至锦州则远 达400馀里,出入甚大,不可不察。

这样的一封信无法深刨柳 城历史,对“舜筑柳城”一说,自感不易索解,只好一笔带过。其实,如果拿出时间详揭史料,也未尝不可一窥其真实性。南北朝文学集大成者庾信的《豆卢公神道铭碑》有“朝鲜建国,孤竹为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箕子八条,奄有清辽”一语 1,内中“高柳”,当以“高辛氏帝舜建柳城”解,而不是指《山海经》和《汉书》记载的位今山西阳高县的同名地。如是,则箕子东走,周初分封朝鲜就应当在辽西(孤竹国),而核心地即柳城,后来才逐渐东移直至入海。故此唐代高丽人高 质墓志(出土于河南孟津县)声言“白狼馀祉,箕子之苗裔实繁”2,以白狼河(今大凌河)为其祖地。考古资料显示,柳城的前身还曾称“酉城”,推其始建时间,最迟可至战国。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 建昌县东大杖子古墓的最新研究表明,辽西早在春秋末期已经是汉文化区3,这一结论对重新打量柳城的人文历史亦颇具价值。不过当时乃至秦汉以降,柳城一带始终处于少数民族包围之中,因而备受冲击,也显然可见。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驻 节柳城,东汉辽东属国都尉官亦设治于此,北魏置和龙镇都大将,唐代为平卢军驻地,皆视柳城为“虏障”,置重兵把守,其军事地位自不待言。推测秦汉以前,围绕柳城可能发生过多次激战;秦汉以后则有资料可查,东汉熹平间赵苞为辽西太守,柳城一度为鲜卑所据 ;鲜卑慕容氏与段氏也曾在柳城数次鏖兵,慕容先世还因保卫柳城而封拜单于。所以,曹操北征乌桓只是柳城征战史中的一页。

然而复述这段历史,却备感沉重。众所周知,东汉末年是继春秋战国及秦末楚汉相争之后,中国再一次进入四分五裂、举国动荡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原豪强纷纷自立,周边少数民族也趁机入塞为乱。其中辽西乌桓 丘力居雄据柳城,称王辽西,领袖三郡,势力最强。三郡即辽西、右北平及辽东属国,当时属于袁绍所统幽、冀、青、并诸州的外围。袁绍与乌桓相结,一度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其子袁尚、袁熙又相继被曹操击破,先后逃往柳城,欲借乌 桓之力“复图冀州”4。这自然构成了曹操统一北方的一大障碍。为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听从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北伐,遂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5亲率大军直奔柳城,无奈时逢雨季,通往辽西 的傍海道泥泞不通6,辗转于无终(今天津蓟县)至七月,最终在隐士田畴的帮助下,改行废弃多年的卢龙道,上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北),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县喜峰口),穿越白檀(今河北滦平县北7)以 北的空虚之地,经旧北平郡平刚县而南行8,沿今大凌河西支东到白狼城(今喀左县黄道营子),终与乌桓相遇于白狼山9。乌桓首领蹋顿与袁氏兄弟猝不及防,曹操登山远望,发现“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 为先锋,虏阵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10。乌桓兵溃,曹操指挥大军“追奔逐北,至柳城”11,尽杀城中馀落,袁氏兄弟则率数千残兵走避辽东(今辽阳市),未几,也被公孙康所杀。

曹操血洗柳城乃史上一件大事,相关史籍记其颠末除几处细节略有异同,均 言之甚谨。然古籍无句逗,难免产生歧义。对《三国志》“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作何解释,也历来人言人殊。其中以《辽史·地理志》的说法最具代表性:“魏武北征,纵兵大战,降者二十馀万”。认为曹操只杀了蹋顿等少数人,20馀 万人都被生擒。古之野史杂著大都沿袭此说,当今学术界也有不少人持同样观点。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在“斩蹋顿及名王已下”之后,均用逗号断句,也是肯定“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没有被杀。《朝阳日报》记者张万连先生曾在《凌河纪行 》一书中力陈其诬,可惜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一逗之差,关乎20馀万人的生死,不可不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非很难,只要认真读史,便知究竟。《后汉书·乌桓传》载:“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馀万人。”所谓“首虏 ”,即首级。毫无疑问,“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都是被砍了头的。对这一史实的考定,仅就《三国志》本身,也足以得出同样结论。此书除《武帝纪》而外,田畴、张辽、公孙度诸传提及从征柳城,也均有“大斩获”“大破之”和“死者被野”一类描述,而不仅于 “名王”。“名王”一词,《汉书·宣帝纪》有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显然曹操若只杀了这几个人,是绝不至于“死者被野”的。换个角度,如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断句,则“已下”指哪些人必成疑问。从史书的习惯用法看,“已下”的后面 一般都要有人数作宾语,是为定例:

 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书》卷70《陈汤传》)

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汉书》卷70《陈汤传》)

(耿夔)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馀级,单于与数 骑脱亡。(《后汉书》卷19《耿夔传》)

斩名王已下万三千 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后汉书》卷23《窦宪传》)

 同样的例句可以一直查到晚近的《明史纪事本末》,不必一一枚举,完全可以断定,“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是与“蹋顿及名王”连在一起的,语法上都是“ 斩”字的宾语。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华书局点校本多出于名家,引经据典者奉为圭臬,笔者查阅了近年一些出版物,大都照搬照抄,网上帖文沿误尤深。

影响人们判断事实真相的原因,主要是《后汉书·乌桓传》记述袁尚投奔公孙康被杀后,又带上一笔:“其馀众万馀落,悉徙居中国云。”有些学者即以此为不杀之证。可 是同传一事,《三国志·乌丸传》作如是说:“其馀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阎)柔所统乌丸万馀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战,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此知迁入中原的“馀众万馀落”,并非单指三郡乌桓,而是战后三郡乌桓的残众及幽、 并二州乌桓的总数,其中还包括随袁尚东奔又被公孙康遣回的那些人。据同书所述,灵帝初幽州境内辽西、辽东、右北平和上谷四郡乌桓总计为1.6万馀落,其中上谷0.9万落,辽西0.5万馀落,辽东0.1万馀落, 右北平0.08万馀落,不计上谷,三郡仅得0.68万落,每一落按20人计算12,约合14万,未足“首虏”总数。所以被杀的20馀万人仅以参战将士计,或者仅限于三郡乌桓都 是远远不够的,其中还应当包括一部分土著汉人,以及被乌桓掳掠和袁绍裹胁而来的幽冀之民。后者约为10万户13,每户按5人计,则乌、汉总人口为64万,除去被杀的20馀万,尚存 40万左右,若再减去逃亡人数,至多也就2万落。因此,如果单说乌桓,《后汉书》“馀众万馀落”必定含括幽、并二州乌桓。

当然,时下一些非学术因素对公众的认知也构成了干扰。个别学者出于一己之好恶,对历史人物无限宽容,甚至连屠城这类铁案也曲为之解,致不明真相者信之,疑之,其实这纯属多事 。《屠柳城》是专为曹操点赞的,缪袭择一“屠”字而用之,未闻以冒犯而不见容于当时。可见是不“屠”则无以表其功。“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14。此类事件史不绝书,充满了血腥,反倒是后人不敢面对。实则柳城血案只是曹操制造 的众多屠城事件之一,而且还不是他一次性杀人最多的一次。在此之前,即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击(陶)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馀,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 县城保,无复行迹”15。记在曹操名下的恶性大案,还有兴平二年(195年)破张邈,屠雍城;建安三年(198年)征吕布,屠彭城;建安九年(204年)攻袁尚,屠邺城;官渡之战一次坑杀袁绍降卒 也达8万多人,等等。像所有征服者一样,曹操每次攻城略地得手后,往往紧跟着就是疯狂的虐杀,兼有掠夺妇女的恶行。卢弼《三国志集解》说:“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为了这位甄氏,还差点让曹氏父子闹出 一场不伦的笑话,此不赘。丧乱之际,礼法大崩,邪恶之事自甚于平时,后人可以多一些理解,但不能因此失去学术底线。仅以事功论,曹操铲除袁绍残馀势力,对结束当时的混战局面,加速统一北方的步伐,诚非无益。所以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才敢于顾盼自雄 :“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一句大实话,让人无话可说。也正因此,屠城一类悲剧一再上演,而在当时,战争残酷的一面,又总是被赫赫武功所掩盖,变成一曲曲颂歌。

《晋书·乐志》载:“及魏受命……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巫山高》为《屠柳城》”。缪袭字熙伯,东海兰陵( 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历事曹操、曹丕、曹、曹芳四世,官至尚书,正始六年 (245年)卒,终年60岁,《三国志》作刘劭附传,不尽其详。笔者在《世说新语·言语》中查到一则与他有关的故实:“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 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于此可略见其为人。

《屠柳城》是《巫山高》的翻版。《巫山高》原为汉短箫铙歌22曲之一,写江淮水深,无桥可渡,临水远望,不得东归,通说诗中表达的是思归之意,《诗比兴笺》的作者陈沆则疑为忧吴楚七国事,可为一说。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为短箫铙歌。《宋 书·乐志》云:“短箫铙歌序战伐之事。”《辽史·乐志》亦云:“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对此,元代大儒姚枢有详尽解说:“鼓吹军乐也,大驾前后部设之,役数百人,具器惟钲、鼓、长鸣、中鸣、篥,皆金革竹,无丝,惟取便于骑。作大朝会,则置案于宫县间,杂而奏之。最声之宏壮而震厉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杀其 数。”16铙是古代一种乐器,像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礼·乐记》论之曰:“鼓声为阳,故谓之文;铙声为阴,故谓之武。文以始之,武以收之。”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套用这些曲子,重新填词,古为今用,曹魏改《巫山高》为《屠柳 城》,孙吴改为《关背德》,晋改为《平玉衡》,刘宋改为《鹤楼峻》,隋改为《战芒山》,内容也变成了“述以功德”,旨趣相去愈远。正如《文献通考·乐考》所说:“魏晋以来,仿汉短箫铙歌为之而易其名,于是专叙其创业以来伐叛讨乱、肇造区宇之事”。由此 而言,缪袭还是始作甬者。

据《宋书·乐志》,“《屠柳城》曲凡十句,其 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六字”。而现在有些出版物多将前四句并成两句,实为不妥。《屠柳城》固然沿《巫山高》之旧,但二者每句字数并不相等,句数也互有参差,后世的仿作亦多如此。另外,此诗的文字也存在一些问题,其第五句《乐府诗集 》作“北逾冈平”,史无“冈平”,显然是“平冈”之讹;第三句中的“陇塞”本系西北边地专词,用指卢龙塞也很牵强,疑原作“龙塞”,是否为手民之误不得而知;第九句中的“”,有的版本作“”,字音不同而语义相近,本文从《乐府诗集》。

至于《屠柳城》的写作时间,一说作于军前,恐非确论。“永无北顾患”乃战后之言,就算早,也应在公孙康杀掉袁氏后才会出以此语。《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所谓“《晋书·乐志》曰:‘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 曲以代汉曲’”云,是宋人说词,非《晋书》原句。《晋书·乐志》记缪袭所造12曲末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故应定为魏明帝曹初期。此诗虽意在“歌德”,而词句简古,音节凝重,且偏重写实,也许缪袭本人就是屠柳城的亲历者,故不失为证史之作。

最后再说明一点,学术界有人推测曹魏可能设有柳城、棘城二县,惜无确据。曹操讨平三郡乌桓之后,柳城百馀年间于史无闻 。没有资料表明曹操走后留兵戍守。柳城重现于史是在西晋后期,幽州节度使属下置“监护柳城”一职17,地入鲜卑段部,后为慕容氏所得。迨前燕建都龙城(今朝阳),别置柳城,而此城湮废。客观上,柳城之废或与龙城近在咫尺有关,但 不能说与曹操屠城无关。

 

注释

1.(清)严可均编《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923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79页,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

3.《辽宁日报》2016927日第15版。

4.(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 ·乌丸传》83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5.《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作建安十一年(206年)。

6.曹 操此行初欲从无终经土垠(今河北丰润)、令支(今河北迁安)、肥如(今河北卢龙)、白狼(今喀左黄道营子),沿今大凌河谷至柳城,古称此道为无终道;如自令支转临渝(今山海关一带),称傍海道,如沿今六股河上溯大凌河亦可至柳城。时因(下转 13页)淫雨泥泞而改行卢龙道。参见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交通路线》(《文史杂志》1944年第3卷)、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又据《水经注·濡水》,卢龙城为曹操所筑, 可见曹军出塞前曾停留很长时间。

7.滦平县大屯乡兴州村(旧称小兴州)为辽北安州兴化县故址,金改为宜兴县,隶兴州。《金史·地理志》:“兴化倚。辽旧县,皇统三年降兴化军置,隶大定府,承安五年建兴州于县,为 倚郭。旧有白檀镇。”又,“宜兴本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升为县”。

8.学术界对《三国志》“历平刚”一语始终存有疑问,其实曹操既然选择了卢龙道,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欲讨平柳城必先打掉 右北平乌桓,否则一味纵兵深入,势必腹背受敌。而且,自平刚至柳城除大凌河谷道之外,还有一条通道,即自今建平县至朝阳西北青沟梁的平刚道。推测曹操应是兵分两路,一路东进,正面迎击蹋顿,另一路自平刚道迂回包抄,以此切断乌桓的北退之路,最后自今青 沟梁隘口进入柳城与曹操会师。

9.《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所说里至和地点均与同书《武帝纪》歧出。凡 城的所在,因对白狼山的指证不同而说法各异,一说即今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一说在今凌源市叨尔登镇附近。

10.(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29页,中华书局, 1957年版。

11.(晋)陈寿《三国志》卷11《魏书·田畴传》342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12. 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30页)、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4页)。每落人口的多寡,不同民族有所不同,匈奴“落”即“户”,而乌桓则 指邑落,由若干户组成。

1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后汉书》卷90《乌桓传》所述与此略有不同:“及绍子尚败,奔蹋顿。 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以两书所记为一事,但马长寿先生认为是两事,参见《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14.(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纪》350页范晔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15.(宋)范晔《后汉书》卷73《陶谦传》 236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302姚枢《唐诗鼓吹注序》3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8《晋纪》2804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作者:朝阳广播电视台副台长)